劉幸義 Shing-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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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理論及其實踐--漢譯摘要(1)

   正義理論及其實踐 Gerechtigkeit - Theorie und Praxis   Justice - Theory and Practice     May 25 - 27, 2009      Taipei, Taiwan        (1) 1. Young-Whan KIM (金永煥) Die personale Rechtslehre von Arthur Kaufmann 亞圖.考夫曼的人格法律理論 2. Shen-Chon LAI (賴賢宗) Gesinnung und Normenbegründung: von Kant bis Kaufmann 存心與規範的理由說明: 從康德到考夫曼 3. José Antonio SANTOS ARNAIZ Rechtsphilosophie und Gerechtigkeit bei Arthur Kaufmann 考夫曼的法律哲學與正義概念 4. Csaba VARGA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ional Assessments (A Case Study of Hungary)   與昔日妥協──原則與憲法上評價(以匈牙利為例) 5. Alexander BRÖSTL Right to a Fair Trial and Judgements of Justice   論正義的各種臉龐與公正審判請求權 6. Aurelio DE PRADA GARCÍA Glocal Justice   全球區域正義 1. Young-Whan KIM (金永煥) Die personale Rechtslehre von Arthur Kaufmann 亞圖.考夫曼的人格法律理論 Young-Whan KIM, Hanyang Universität in Seoul, Korea 摘要 本研究首先嘗試去總結亞圖.考夫曼晚期的基本思想並且由此去強調他觀點的轉變。 對他來說,法律哲學的主題為正當法,也就是正義,而其二個基本問題分別為:1) 什麼是正當法? 2) 我們如何認識正當法?這二個問題共同產生作為實證法評價標準的正義的理性理論。 在尋找上述理論時,特別是在他的晚期則針對對話理論提出全面性的批判,這套對話理論主要是由Jügren Habermas主張的一種程序性的正義理論。這套理論的核心命題是,對於一個規範語句的正確性或真理唯一而且僅只取決於在理性的對話中是否達成共識。相反的,亞圖.考夫曼則提出下列三點反擊上述主張。首先啟人疑竇的是,所謂的理想交談情境是否存在,這就像是所謂的對話理論要達成的共識一直是虛構的一樣。其次,純粹程序性理論的主要弱點在於它的看法無法與經驗或是實質的事物相配合,而這點與真理的共識理論有關。最後共識理論會在這個意義上被批評是,真理的發現將會成為純粹自己所認定的真理(Insichgeschäft)。 不過應該要同時主張的是,各種純粹程序性的正義理論並無權利可言。因為幾乎不會有疑問的是,為了至少達成互為主體而具備有效和共識性的回答,對話是絕對必要的。所以必須強調的是,對話應該要由具有實質基礎的理論加以補充。在這裡亞圖.考夫曼提及了各種理性價值認識的基礎原則,也就是實踐規範性對話所依憑的三根支柱:論證原則、聚合原則與試誤原則。根據論證原則,理性的對話應該來自於一個自由的論證原則,在這個原則之下所有的論證都是容許的。但是這應該要由聚合原則以及試誤原則加以補充,這意謂著共識不具有最終的效力,而毋寧是每個論證原則上都可以修正。只有共識原則本身是不會錯誤的,因為所要達成的共識無法具有最終的效力。 但什麼是可能去確定一場對話的東西,對話有必要具備一個同一的對象作為基礎,而這個對象並非對話本身。很明顯的,它必須是一般所提及的東西。如果在法學討論中提及到正當法的時候,那麼就必須要有一種具保障性法律內容的同一性作為其基礎。而亞圖.考夫曼認為這種所謂「不可變動處分者」就是將人類當作具有人格的人。將人類當作具有人格的人的這種基礎確定了法律對話,這不僅是對於程序,也是針對內容,應該要強調的是,具有人格之人並不是實體,而是關係,更精確的來說是關係者(Relatio)與相關者(Relata)的結構性。在這個意義上具有人格之人是「其如何具有人格」(„Wie“)以及「什麼是具有人格」(„Was“),其原因也來自於詮釋學循環說明了所有對於人類具有人格特質的理解,所以詮釋學循環是不可揚棄的。 當亞圖.考夫曼以這種方式支持一種人格法律理論的時候,其思想上的轉變就此就必須加以註記,他與早期的思想完全相反而更趨向於相對論,而這是與他的老師Gustav Radbruch非常類似的立場。在這個意義上他提及當代的風險社會時就強調方法上的多元論,因為在規範的學術領域不可能產生出這種唯一正確的知識。但為了不落入絕對相對論之中,他提議一種反面效益論版本的行動準則:「如此行為,使你行為的結果與最大可能避免並減少人類窮困相互契合。」此外,這種準則是依憑於二項原則,也就是寬容原則與責任原則。寬容原則的意義可以用下列的方式加以說明,就是當我們對於衝突案件沒有能力提供理性的決定標準時,那麼如同一直沒有發揮功能一樣,每一個決定都應該要加以寬容。但是當不負責任的行動透過寬容而可以發生作用的時候,寬容原則應該要由責任原則加以補充,而其結果是,在高風險的領域中盡最大可能的注意是理性的誡命。 (彭文茂 譯) 2. Shen-Chon LAI (賴賢宗) Gesinnung und Normenbegründung: von Kant bis Kaufmann 存心與規範的理由說明: 從康德到考夫曼 Shen-Chon Lai,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ät, Taiwan 摘要 康德存心倫理學常被不恰當地解釋為一種缺乏世界的內在性理論。謝勒在其建立在現象學與倫理學的位格主義之上的的價值倫理學即以此批評康德的存心倫理學,謝勒指出: 康德存心倫理學為一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韋伯的政治學則在存心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區分中批判康德倫理學。我將在此書中闡明康德存心倫理學的基本結構及論述的背景,與謝勒的和韋伯的康德批判及與此相關的當代詮釋,我在此特別集中於當代康德詮釋中之康德倫理學的程序論詮釋 (Kaulbach、Höffe、Kaulbach)、規範奠基的問題 (Apel)、斷言法律原則 (die kategorische Rechtsprinzipien) (Höffe) 並論及康德哲學當中的德行與正義的整合論與倫理學與人類學的整合的可能性。 3. José Antonio SANTOS ARNAIZ Rechtsphilosophie und Gerechtigkeit bei Arthur Kaufmann 考夫曼的法律哲學與正義概念 José Antonio Santos Arnaiz, Universität Rey Juan Carlos, Madrid, España (Spanien) 此一論文分析考夫曼的正義概念。我集中在考夫曼的哲學的以及法律哲學的論文,而將他關於正義的刑法之討論置於背景之中。 雖然吾人可以提及多瑪斯. 阿奎那與迦達默對於考夫曼的影響,但是古斯塔夫. 拉德布魯的影響是理解考夫曼的作品之鑰。在考夫曼這裡,吾人可以看到他的老師拉德布魯之系統的法律哲學的延續。如果進行進一步的理解,他的法律哲學的兩部分是兩個領域,也就是一般的部分和特殊的部分。此一結構本質地反映了法律哲學的決定形式,此一形式對於法律哲學而言是具有豐富成果的,從此出發也使得他的法律哲學具有清晰性。 考夫曼繼續發展了拉德布魯的思想,這並非只是在精確的知識之分析與理由說明的層面上,後者是像馬堡學派所做的那樣。而也還是在歷史學的層面上來說是如此。此中,吾人可以看到新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對他的影響。 考夫曼的思想結束於拉德布魯的思想的結束的地方。他關於「集權國家使得不義成為可能」之經驗和說法-使得考夫曼關於正義的概念得以與正確的法律之內容得以一起被省思。 考夫曼關於正義的概念緊密的與下列問題關聯在一起: 何時、如何與為何法律產生義務服從的效力 (以及能夠產生義務服從的效力)。 和拉德布魯相反,考夫曼將「應然」和「實然」並不理解成方法論上的二元論,而是從二者的關係來加以考察。用另一種方式來說,法律是「應然」和「實然」的相應關係。法律導引自己向著法律理念的實現,在個別狀態之中實現吾人關於正義的目的理念。正義是法律的先行概念,因為正義的具體要求而形成與之相關的法律。 拉德布魯和考夫曼一樣是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但是吾人可以將考夫曼這位慕尼黑法律哲學家歸類於多瑪斯-亞里斯多德哲學之列。分配正義與對等正義的區分可以回溯到亞里斯多德。一方面,前者表現於「各得其份」(suum cuique tribuere)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後者表現於前者的運用。分配正義的中心問題是他的存在,沒有被說出來的是這個「他的」內容是什麼。相對於此,對等正義則聲稱自己可以用契約自由與個體自律來加以把握。所以,對等正義不像分配正義那麼抽象以及形式性。因此,存在第三種正義的形式,也就是多瑪斯. 阿奎那所說的「法律正義」,此處突顯了個人的責任於全體之上。考夫曼認為,對等正義、分配正義與法律正義三者共同表現了社會法律在個別狀況之中的完整型態。 在拉德布魯那裡可以觀察到超越這些觀點的必要性。他開始重新對於內容進行哲學反思,考夫曼亦然。拉德布魯是新康德主義者,他只討論知識性的形式。而只有在法律哲學或是價值的相對論之中,他才能回應他的時代的問題。這和考夫曼最後的思想之相對主義是相反的,然而在考夫曼的法律哲學也可以看到新康德哲學的說法。在他的《法律哲學》一書中,考夫曼主張,平等原則對於拉德布魯而言只具有形式性的性質,然而對他自己而言卻具有實質的性質,此一性質必須在「合目的性」的概念之下來呈現,而且也必須關聯於法律的「平等性」和法律的「安定性」。拉德布魯後來修正他關於法律理念的想法,在此,他認為正義、合目的性、法律安定性當作是「法律理念」所具有的三個面向。就此而言,考夫曼也主張「正義」具有三個側向: 平等性、合目的性與法律安定性。平等性是著眼於法律的形式面,合目的性是著眼於法律的內容,法律安定性是著眼於法律的功能。考夫曼認為正義在本質上同時具有形式、內容與功能三個面向。 拉德布魯與考夫曼關於正義的問題的見解是類似的。考夫曼最後歸結於對於法律的相對觀點的考察,從而闡明: 一種良好的相對主義能夠提供吾人對於法律和國家的民主的與理論的更好的理由說明。 (賴賢宗 譯) 4. Csaba VARGA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ional Assessments (A Case Study of Hungary) 與昔日妥協──原則與憲法上評價(以匈牙利為例) CSABA VARGA, Pázmány Péter Catholic University, Budapest, Magyar (Hungary) 摘要 1. 惡行累累結束 約廿年前,在共產主義瓦解後第一場在匈牙利關於該議題的研討會上,我察覺到在這樣的政治變革後,要處理正義事項,會是一個潛在的慘痛,所以指出個人對其可能性有相當的懷疑。同時,若對歷史的過去期間所作的犯行不作正義的處理,同樣也會是一個災難。在此我們明顯地進退兩難。我們只能在惡魔與深淵中擇一。 在當時若不允許進行一個程序,將無以,至少在原則上,向受害者作出最小程度的救濟,而且也無以確保相關措施具有預防性的效果,所以進行一個處理正義的程序顯然是正確的。同樣也有必要譴責歷史上所作的負面發展,至少象徵性地,廢棄共產主義,使其成為不可接受的政治抉擇 (共產主義根深柢固的惡習現今似仍徘徊不去)。 回到當時的情況是,人們對司法制度的正直可行性的信賴尚未破滅,而這全部看來都算公平,而其恰當的裁判對雙方具正當的功能。執行黨所進行的程序,其目標無寧是謹慎而具防禦性的,執政黨在議程上僅肯認受害者有以下的權利: (1)由國民大會代表全國承認其為受害者;(2)提起訴訟,請求一一確認過去之加害行為及犯罪行為人之姓名;(3)要求政府釐清所有相關事實,提出完整報告,加上(4) 由國庫支應持續編纂歷史之教育措拖。在半年內,總理命組成委員會以調查不法利益。各委員是否曾與不法利益有相關,均須提出個人背景報告。在當時的時空下,我對初步問題提出書面:若國家確實運用其執行刑事責任之特權,完全以一特權者之地位,來避免執行,則其結果將如何?若國家本身即為加害者,則如何呢?若國家施政全係由已犯之罪行所支撐,並讓國家犯罪行為人獲得報償,那又如何呢? 二次世界大戰時,中歐歷史上有一例,可說明上述情形。強暴事件若被舉發,蘇維埃佔領軍司令官的突兀反應是: 槍斃犯軍紀的人。不過後來,這情形只能被認定是例外。當時一般慣行是讓揭發此事的原告受到立即的暴行,往往落得被殺害的下場。總之,唯一安全的辦法不是承認犯行。這些違犯任何法律或秩序者,在適用法治的精神下,卻成為新的法律與秩序擴張保護的首先受益者,這是否合理?新的法治若容認國家組織性的謀害者免罰,則自始即受到考驗並已敗壞?這些全都是因為他們掌權夠久,以致其自訂的法定追訴時效得以因期間屆滿失效?關於繫屬中的憲法爭訟,也有人呼籲,強調縱使不宣告已逾時效期間,並非即不成問題。因為一旦該例行被質疑,堅持例行其功能無異於,對實體辯論的裁判 ,選擇一個真正創造性的、負責的/回應的判決。任何一者,終究只會因政治立場而正當化。 這個論點在憲法法院作出裁判前五週的時間再度被斟酌。至於替代方案的結論是:將此論點定性為為法律上不重要,則等同說,未婚母親犯殺嬰,在法律意義上,其與由黨國、為黨國而犯謀殺,並由黨國對該結果公開表揚者,二者在受追訴的機會毫無差別,包括會因法定期間經過而生體制上的訴追障礙。對一切用於主張獵巫正當性的理由,我也增述:若我們宣示政權過去非建立在保障人權而是忽視人權之上,這僅只是制度面的宣示。這說法完全是中性的,一如我們宣稱:社會主義也會下雨。事實上在完全不改變該難題的特質下,任何事均原本有可能防止國家行使其刑罰權。 後來,有人提出警告說,若我們同意對有罪的國家行為不予追究,這將是個相當諷刺的解決方法而有損我們未來的展望(姑隱其名)。即使是最古老和原始的法律,都不會允許任何人自其罪行中得利。任何對刑事訴追的時效限制,唯有於國家機關隨時均能恪守國家對抗犯罪的義務時,始得執行。否則法定追訴時效的期間不應起算。因為任何其他反應均表徵出我們無視法律的道德基礎,且只會鼓舞未來的獨裁者。 2. 審判極惡 就重要的各個法律層面,NINO對許多理論立場的理由提出分析及反駁,而與之對照/補充的有GOTI、MILL?N、 ORENTLICHER、 SHKLAR、法國學說及國際實務。 現今有一新的認知:透過法律上的和解機制使實體價值運作,此意即,從實際問題解決的優先性,使具有細心考量及平衡的結果,確信解決方案並非僅偏袒任何在價值/利益衝突立場的一方,而無自我嚴謹評估。這乃是察知到:法律上得使用的機制工具,遠比任何日常所運用的特殊處方,更為豐富。 換言之,法律是一綜合體(且從未被完全開發)聚集了工具價值、運作原則及建立條理及推論的方式,使我們在形式上,面對可能的說理及論證方法時,用來實體化一個得成為信條的終局裁判,並予續造。 因此,實務的挑戰及想像得到的法律回應,並非僅意指(藉評斷、批判甚或毀傷)相互評定他人。法律中的論述應在對話及相遇中使之彌堅。而在對話與相遇過程中,有各種形式上完善但未完全徹底實現的,在社會可接受性及法律正當性的結合。法律的論述,從寬闊宏觀社會學的(文化及文明的)角度-不採嚴格形式主義-,應將社會-法律之一貫性再予以習慣法化(再成為傳統)。 3. 憲法上的反革命 匈牙利憲法法院在交替過程中的政治角色在其1992年11月的判決被專題地加以討論,包括Solyom的「隱形憲法」及Szabo的「憲政刑法」- 對之批判有Dupre,Sadurski, Teitel 等人 - 此二說法意圖將法治的見解形式化,卻將其弱化為道德空泛的法律可預見性。 4. 未來存活的跡象 十年前設了一些具國際水準的標準,據此標準,由於墓地遺蹟及體制暴行,產生了國家對受害者及對社會應盡的若干義務。事實上那些都是明白清楚的義務,每一個義務都必須以盡政府所能去(1)調查、追訴及制裁加害者──受害者有見到正義伸張之權;(2)對受害者、其家屬及社會揭露所有可靠事實根據的事件──知道真相之權;(3)提供受害者適當賠償──有權請求賠償及回復名譽等非金錢形式的權利;及(4)將已知加害者自執法機關及其他政府機關中分離──要求有新的、重組過的及負責任的機關之權。(MENDEZ) 勾勒迄今所實現達到的平衡,可確定的是:在過去廿年雖被標示為「政權輪替」,這些機制中無一在匈牙利完全履行,結果卻毋寧是「政權再回復」。可能引起的問題是:若蹂躪人類的國家恐怖主義再度襲向我們人民,我們的法治會有什麼答案?無論答案是如何的可恥,其卻是沉默、無能與與無力。所言「無力」一字正是獨特的憲法判決,它藉由前政權的自我規制的合法性使得任何後繼政權無改變的餘地。儘管法律上要求要追訴,或已追訴,但追訴若非自始即受威脅即是未開始,刑事追訴是否失敗,這在並無正義可被感知上並無不同;亦即,無論對公民的刑事恐怖的法律常態或異態及國家機器已執行具追訴時效的法律規定。因為,自那時起,中歐鄰國從我們的無能獲得教訓,為了怕恐怖主義自我立法最後以其再正當化為收場,並激起有些國家在艱難時試圖獨裁的重起,乃公布具未來效力的特別法,讓法治國原則永不承認獨裁者對法律的無效宣告。 所有這些彷彿只是作者及抵抗行動主義者所作的負面預言。當時的捷克總統哈維爾是抵抗行動主義,其反意識型態已擴展至整個區域,似乎已被實現,排除任何要求辯解,即使是概念上地。依其說法,因為「我們全體皆有責,每一個人在不同程度上,任該機器運行。我們無人純是受害者,因為我們全體共同幫助創造了它。」 (秦季芳 譯) 5. Alexander BRÖSTL On Facts of Justice and on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論正義的各種臉龐與公正審判請求權 Alexander Bröstl, University of P. J. Šafárik in Košice, Slovakia (Slovak) 摘要 A. 法律與正義、法律的各種臉龐 關於正義與不正義的問題我們必須追問的是,精確來說它們是與何種行動相關......如果「正義」擁有超過一個意義時,那麼也就是:「正義」與「不正義」(亞里斯多德) 雅典人的誓詞:「...而且在沒有制定法可以引導你們的地方,你們宣誓要依照你們最佳的判斷來做出決定(gnomei tei dikaiotatei krinein)。至今一切尚可。然後你們必須將這些原則適用到整個法律中。」 適用法律與適用最佳判斷是被界定而彼此區分。「法治」原則並不受到最佳判斷的限制,而是要由最佳判斷加以補充。否則,在法律中無法加以預測的情狀將可能沒有司法審查性。 Mantitheus 訴 Boeotus 案 (狄摩西斯,論名稱,第39章第1, 29, 40-41節)「在沒有法律涵蓋的案件中,你必須宣誓在你的判斷中你將做出的決定是最公正的...」「在你所認為最公正的基礎之上,在法律的基礎之上…」 法律具有二個重要的對象:去維護命令與行正義之事,並且使二者不總是互相衝突。關於法律與正義在視野上(概念上)等同的歷史。正義並非與法律同義:對於法律而言有可能稱之為公正或不公正的(沒有法律可以是不公正的-霍布斯)。 法是一種善與衡平(Ius est ars boni et aequi)(Celsus) 衡平的二項根基: έπιείκεια=1.適當的、便利的、合適的       2.反對固有意義法律(άκριβοδίκαιος) aequitas= 1.法律的本質       2.固有意義法律(ius strictum)的反面命題 什麼決定稱之為「公正的決定」?法官「依照法律/正義」來做出他們的決定?或者是正義並非法律的目的?將正義化約為法律。公正的決定不只是「一陣聲響」(flatus vocis)而已。 客觀性正義作為創造規範性命令(規則)、社會制度與體系的至高原則 (亞圖.考夫曼)。 將現代理性法的最重要的原則引進憲法之中並且藉由這個步驟引進實證法之中,這產生了有關於正義的各種問題。制憲者考慮在基本法(Grundgesetz)中實現正義的理念,例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BVerfGE 3, 225 (233)。 法律的正義 迄今為止國會是英國的主權,它是我們所有實證法的制定者,並且其可以排他地訂定出法律中正義與不正義的措施(John Austin)。 正義與/作為公平(Gerechtigkeit at Billigkeit) 公平通常被認為是個案正義。是或否? 正義描述為一項行動的性質、一個行動主體的性質、一項規範或者是一項規範性的命令,藉由此種方式將會創造出一個項正確、合理而且公平的命令。公正地行動採取就是斟酌所有重要的考慮。所以正義是思慮的最適平衡。 (Alice Tay) 緊張關係:普遍正義(iustitia universalis)-特殊(個別)正義(iustitia particularis)「正義具有一種在自身中不可逾越的緊張關係:平等是其實質,而普遍是其形式-並且除此不論,其包含努力追求個案的公正,並使個人具有其獨特性」(Radbruch) 考量到這種潛在緊張關係的法律制度可能像是行政法中的移除艱困法則以及刑法中形式犯罪概念的實質修正(例如適用機會原則)。 各種正義的標準 a)抉擇的正確性以及將法律規定適用到案件的詮釋, b)在議題中對於重要事實具有可靠的知識, c)用於達到最後判決的有效與正確過程(正當法律程序、兩造聽審原則、提出必要證據、推定證據(semiplena probatio)等等)。 程序正義理論 理性確定價值的三項原則: 1.合理性原則 2.論證原則 3.試誤原則(Fallibilität) B.公正審判請求權 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提供詳盡的權利,包括任何人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到依法設立的獨立與公正的法院之公平與公開的審訊。公平審判的判準這些標準被認為是數量龐大的、複雜的而且持續演進的。預審程序-實際審判-審判後程序。 時間作為正義的決定性因素 有權請求審判不得無合理的遲延、有權請求於合理期間內審判(例如歐洲人權宣言、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速審原則是美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 合理期間 Reasonable time 的定義: a)由制定法規定(法律正義);例如起訴後應於六個月內「準備審判」, b)在一套實質理論中由法院決定, c)如何評價的標準。 舉例:斯洛伐克共和國憲法法院的法學案例(CC SR): II. ÚS 26/95, II. ÚS 12/04 = 案件從1977年延宕,分別在1995年、1987年與2003年受到挑戰。 兩造考慮了(在這段期間中法官如何可能更迭以及如何從不同的面像思考這個問題: II.ÚS 32/03 of the CC SR) 拒絕司法審判(Denegatio justitiae)。 審判後的權利:上訴權(擴張時間與制度上的限制) 在轉換/不同時期以及在法秩序轉變中的司法:嗣後法作為(個案)正義的體現者;民法案例中的不當得利。 結論。 (彭文茂 譯) 6. Aurelio DE PRADA GARCÍA Glocal Justice 全球區域正義 Aurelio de Prada García, Rey Juan Carlos University, Madrid, España (Spain) 本文的主題發端於因全球化的結果所生正義概念上及實務上的危機,需對當前的正義概念再為思考。現今主流的正義概念,是指國家正義,是本文所要質疑。該正義觀念表示國家作為正義的場所與主體,經常給予國民比外國人更多的優待。 然而這個主流概念在廿一世紀初的現在陷入危機,明顯從其他新式正義概念如「國際正義」、「普世正義」或「全球化正義」的興起可見。歸因於對這些概念加以定義在理論及實務上的緊張,未有這些新的「模範定義」可以被認為國家正義的替代概念。今日此一事實的代表例子可在一些國家普世正義的單方採認(如西班牙在智利及瓜地馬拉認定種族屠殺的案例),亦即在訴訟程序中對其他國家公民提告,介於原告國(主張「普世正義」)及被告國(作為正義主體加以回應)間的外交衝突由此而生。思考這些事實,本文分析國家正義危機之由來,明白地建立國家的危機上,通常被認為是「中性的」政治組織,並亦為正義的客體與主體。 循此觀念,本文也研究中文的國家概念,事實上繁體漢字「國」包含傳統西方國家概念的重要元素,亦即,主權、人民及領土,可以很輕易地檢視。在此也指出這些元素在全球化影響下在概念上的轉變,尤其是關於新的「時間」與「空間」的概念在全球化現象下促使創造出新的政治與法律的空間,因為尋求正義的共同關聯不僅關係到特定國家的人民,也及於所有人類,顧及現在、過去及未來等世代,也包含動物及植物。結論必然的結局是作為在政治及正義主角國家其角色的重新定義。國家正義概念的挑戰也是對國家權力本身的挑戰,易言之,對國家被認為是中性政治地位概念上的挑戰。 本論文對此一新的法律及政治上正義概念的簡明提議作為結論,該概念的模範不再是國家的正義、國際的正義,也非全球化的正義,而是「全球在地化」的正義。這個嶄新概念容許國家正義不被視為主流模範,而是在由目前在地化─全球化層面延至時空條件更廣泛的全球化─在地化層面裡作為天秤裡佔有一席之地者。 (秦季芳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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