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幸義 Shing-I LIU

關於部落格
  • 40411

    累積人氣

  • 0

    今日人氣

    0

    訂閱人氣

法理學的特質與展望

法理學的特質與展望── 兼論考夫曼 Kaufmann 法律哲學的書與人 * 劉幸義 Shing-I LIU 台北大學 法理學暨刑法教授 劉幸義 一、前言 二、法理學與法律哲學的浩瀚與深奧 三、法理學的任務 四、法學人才與研究環境 五、「法律哲學」一書內涵廣博 六、當前法理學的主要議題   (一)論證理論   (二)法律人類學   (三)人類基因學   (四)複製人   (五)正義──社會正義 七、法學素養與人格特質 八、結語 * 原刊載於:月旦法學 64 (2000.09.), 第 24 - 32 頁。 原期刊內之頁數以 (000 - - 000] 方式標示,例如 [009 - - 010] 表示該符號之前為第 9頁,之後為第 10頁。 壹、前言   法理學或法律哲學究竟是什麼,即使對台灣許多法律人而言,其意義與內涵仍是相當陌生的。有位學生於下課休息時曾轉述,一位同班同學知道他選法理學與法學方法論的課程後,疑惑地問他,選這些課程有什麼用處?考試又不會考!我告訴這位學生,以後遇到他的同學時,就以老子的話:「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回應 [01];如果他的同學仍聽不懂,實在也沒辦法。筆者在台灣約近二十年的法律教學經驗,深深覺得今天的法律人,除了懂法條之外,如果想成為有智慧的法律人,就必須進入法理學領域。   當代世界級的法學大師亞圖.考夫曼教授(Arthur Kaufmann,出生於 1923年)在德國幾十年的教學經驗,也有類似的感受,認為今天的法律人面對龐大的、持續增加的法律資料,或多或少必須借助法典、裁判、文獻卡片或其他所有可能的工具(例如電腦)的輔助,嘗試掌握這些資料,藉此可迅速得知「通說」;為了考試所需的學識,必須熟習既有的答案或學說,且引用他人見解,取代自行理性地論證。這導致法制史、法律哲學與法律社會學成為法律人所不能負擔的「奢侈」事物。因而,Kaufmann 感慨地說:難怪優秀的法律人愈來愈少。 [02]   研究法理學或法律哲學,如果想要有所成,則須考慮多方面的要素,例如法律知識、哲學知識、頭腦靈活性、個人人格特質、研究環境與方法等,這些不但都是 Kaufmann 個人所具備的特質與風範,同時也是他提供給研究人員與學子的重要資源。這正也就是為什麼本文要由 Kaufmann 法律哲學的書與人二個角度並行,以論法理學的特質與展望。書的部分是指 1997 年所出版的「法律哲學」(Rechtsphilosophie) 一書,人的部分主要是指筆者當年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律哲學暨法律資訊學研究所時,與 Kaufmann 的長年接觸經驗。 貳、法理學與法律哲學的浩瀚與深奧   法理學一詞在台灣行之有年,且作為大學法學院或法律學系的課程;另一方面,法律哲學一詞在學術研究領域也平行存在,近年來也逐漸成為課程名稱;二者之關係或區分,一直是模模糊糊。西方國家也有類似情形存在,法律哲學(Rechtsphilosophie; leg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law) 與法律理論(024 - - 025) (Rechtstheorie, legal theory) 之間的區隔也不是很清楚。另外,Jurisprudenz 或 jurisprudence 一字也是多義的 (Ambiguität, Mehrdeutigkeit, Zweideutung; ambiguity, equivical),只能由個別作者的書籍或文章內容去瞭解其所採的意義。這些多數名稱與意義之分歧,正顯示出這一學科的特色。記得十多年前有一次聽完 Kaufmann 教授的法學方法論講授課後,與他一起回研究所,途中邊走邊聊天,鑑於法律哲學的浩瀚與深奧,為使初學者比較容易入門,我問他是否有計劃寫法律哲學的教科書 (Lehrbuch),他回答:「法律哲學並沒有教科書」。   到了 1994 年,Kaufmann 出版一本法律哲學的專書,書名為「法律哲學的基本難題──法律哲學思想導論」(Grundprobleme der Rechtsphilosophie - Eine Einführung in das rechtsphilosophische Denken)。在序言內,他說明選擇此標題,是為了避免被誤以為本書包羅全部的法律哲學。書內雖然介紹法律哲學的材料,但作者期待讀者不應只是單純接收這些材料,不應毫無批判地照單全收,而應以積極的態度共同思考法律哲學難題,熟練法律哲學思維。在此Kaufmann 教授精確的點出法律哲學的特性。同時他也強調,該書內的敘述絕非毫無漏洞,但本書所述之實質問題係法律哲學的典型例子,藉此能引發對法律哲學「案例」之哲學思考。三年後出第二版,內容大幅擴充,更名為「法律哲學」。新增的章節有:法學邏輯 (juristische Logik)、法律人類學 (Rechtsanthropologie)、自由 (Freiheit)、寬容 (Toleranz)、法外空間 (rechtsfreier Raum)、多元論 (Pluralismus) 、風險決定 (Risikoentscheidung) 等等。   經過二千年來的法學與法律哲學研究,發展到今天逐漸得出一共識,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生活情狀,也因而產生不同的法律哲學議題。要寫一本包羅全部法律哲學的書,就法律哲學的性質而言,實屬不可能。Kaufmann 認為,盡可能完整地敘述全部法律哲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 Kaufmann 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Gustav Radbruch (1878 – 1949 年) 為例,1923 年 Radbruch 所出版的「法律哲學」是這一類書籍的最後一本。Radbruch 的法律哲學被稱為「古典的」法律哲學,因為他致力以「完整體系」的方式論述。例如他探討所有權、契約、婚姻、刑法、死刑、訴訟、法治國家、教會法、國籍法、戰爭。但 Kaufmann 認為,想要完整地敘述這些問題,並不會成功,因為法律「材料」幾乎完全受時代所限,且因而處於持續變更的狀況。唯有「開放的體系」(offenes System) 才可能,因此只能由社會正義的「分則」選出議題。對於 Kaufmann 於 1997 年出版的第二版之所以採用「法律哲學」為書名,係基於一個實用的理由:對法律哲學作有體系的,但非「完整」敘述的書籍,至今仍普遍被採用此一標題。   西方國家的法學用語與概念不能脫離其歷史背景,台灣也不例外。在法學分類上,就學術研究而言,從那一個角度「切入」,基本上是開放的。在同一階層的個別項目,彼此之間應無交集,或者有某程度的對應關係;在不同階層間,則分別有涵蘊、上下位關係。筆者由研究法學的方法與材料,對法學做出一種可能的分類方式如下圖。其中不同法律領域,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基礎知識之取得與研究,歸屬法律信條論 (Rechtsdogmatik) 範圍內。本文在此採較廣義的方式,對法理學與法 (025 - - 026) 律哲學並不做嚴格的區分,以幾近同義字(synonym) 的方式行文。    ┌ 法律信條論:民法信條論、刑法信條論…    ├ 法 理 學:┌ 法律哲學:自然法學、利益法學、價值法學、法律存    │      │      有論、法律現象學…    │      └ 法學理論:┌ 一般法律學說 法學 ┤            └ 法學方法論:法律詮釋學、法學邏輯、    │             法律用語理論、法律體系論、裁判理論    │             、立法學說…    ├ 法 制 史    ├ 法律社會學    └ 其他… 參、法理學的任務   為何要從事法理學的研究?其目的是否是實踐的?答案要視不同的考慮而定。對法律做哲學上的探討,並非「為藝術而藝術」,即並非自身目的 (Selbstzweck) ,也不是純為理論的興趣。法理學的功能不在於直接提供法律職業上的實用知識,經常只是對法律現象提出問題來思考,或者對某問題再提出更深一層的問題,或者對問題提出思考的方向。換言之,把法律問題作哲學上的思考,其最大目的,不在提供答案,而是希望能誘發法律人自己的思考。若以法律專業人而言,法理學與法律哲學的任務,就在不斷提醒法律人,使他們自覺地從僵化的教條解脫出來。   正當法、正義長久以來一直是法律哲學的主題,由此得知其兩項根本問題是:什麼是正當法?以及我們如何認識及實現正當法。這兩項問題合起來就成為法律哲學的主要任務。Kaufmann 一再強調,向來人們相信,甚至有些人迄今仍一直相信,對於正義是「什麼」的問題以及「如何」認識正義的問題,能夠完全分開地處理與回答。人們把正當法與正義作為實體對象而提出,作為相對於我們思維的「客體」,且由「主體」自這些實體對象的客體性來理解。然而 Kaufmann 於二十多年前,在慕尼黑大學任教時的法律哲學專題討論課程內,即已指出,「主體──客體──模式」已不是適當的認識方法,因為我們不可能由認識主體得到任何知識。在「法律哲學」一書內,他並以 Karl Larenz (1903 – 1993 年) 為例,一方面 1979 年的「正當法──法律倫理學導論」,另一方面 1991 年的「法學方法論」,其寫作方式一邊是「法律哲學」,另一邊是「方法論」,二者無關聯地平行並立。   在說明性的自然科學方面,認識論上的「主體──客體──模式」已屬過去,更遑論在詮釋性的理解科學領域。我們可以觀察到,約二十多年來愈來有愈多的正義程序理論,將「正當法」理解為發現法律過程的產物;例如 Niklas Luhmann (1927-1998) 即為代表性的人物,其最有名的作品「經由程序而具合法性」(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1969 年) ,只是探尋:正當法僅僅作為一個過程的產 (026 - - 027) 物。對此,Kaufmann 則站在另一個不同的角度,認為此一發現法律的過程具有一個實質的 (sachlich)、存有論的 (ontologisch) 基礎,且此之存有論不等於實體存有論的 (substanzontologisch) 。他主張對於「什麼是正義」以及「如何得知正義」,不能截然區分為二個各自獨立的不同問題。換言之,不以主體、客體二分的模式思考,而必須針對不同的探討主題,建立思維重點。   最近幾年來,台灣的法學界也有傾向形式論證理論的現象,Kaufmann 的著作與基本立場,可以提供很好的反思材料,在陷於純形式論之前,就知所止。探討法律哲學,除了思辨 (Spekulation) 之外,也必須以經驗為支點;而且各個時代各有其當代的議題,法律哲學也必須由這些個別議題為出發點,來認識與討論難題。Kaufmann 以一章的篇幅論述法律哲學的難題史,並非基於對歷史有興趣,而是為了聚集法律哲學領域內的經驗。 肆、法學人才與研究環境   我們知道,圖書設備為學術研究不可欠缺的一環,無論一個國家或一所大學,由圖書設備及其使用情形就可初步看出其學術程度。當年在慕尼黑分別參觀各個不同的法律研究所之後,內心只有一個感想,單純閱讀法律書籍與期刊,既不寫作也不反思,以一生的時間也看不完這些法律資料。在德期間,由於 Kaufmann 教授之提攜,擔任研究員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在研究所內也有自己的研究室,提供最優良的研究環境,一天二十四小時隨時可以進出,三間圖書室書架上的法律哲學與哲學書籍,只要在一張硬紙卡上寫上自己的名字,插入書籍存放位置,就可以將該書拿到研究室內使用。此種設計表面看沒什麼,卻是涉及法理學的核心──規範與效力、自律與他律、理論與實踐等課題,不是純紙上談兵,而是具體落實的驗證。另棟大樓刑法研究所也有圖書館,進入則不能攜帶自己的書籍,德國學生與外國留學生只能在館內看書,但不可外借使用。若有外借的需要,只能到大學總圖書館借該館的圖書。由於擔任研究員的原因,刑法研究所的書籍我也可填借書單外借,充分且方便的掌握文獻資料,對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助益。   法律哲學的特色之一在於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專業領域,同時也是跨國界的。研究環境的重要性,除了圖書設備外,對法理學或法律哲學尤其重要的是人的接觸與多元文化的交流。換言之,與大多數的德文法律書籍不同,Kaufmann 「法律哲學」一書內引用多國語言文獻,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景仰他而由世界各國到慕尼黑大學從事法律哲學研究的教授、學者相當多。以筆者個人親身經驗為例,在法律哲學暨法律資訊學研究所六年期間,先後一起在研究所的教授與研究人員分別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波蘭、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昔)南斯拉夫、智利…等國家,當中多數人的著作也出現在法律哲學一書內。   人文科學的研究,不是只有在研究室與圖書館內進行;以法學作為實踐科學為例,的確有一些「圖書館型」的博士與教授,對他們而言,法理與法律環境是相當陌生的。此類人士頂多是法匠,但難以說是真正的研究法學。我們知道,制定法的背後,存有一個特定的、具體的生活環境,這個背景環境可以身 (027 - - 028) 歷其境去體驗,也可以透過不同文化背景人之間的對談去瞭解。回顧當年在慕尼黑期間,研究所成員如果下午在所內碰面,有時也會一起去喝杯咖啡或到公園喝啤酒,偶而晚上一起去聽歌劇或看電影。透過各種方式的接觸,彼此瞭解對方的想法與思考模式,這些當然不是直接的法律材料,但卻是研究法理學的基本要素之一,對於不同文化背景者間的法學觀念交流,有幫助理解的作用。 伍、「法律哲學」一書內涵廣博   Kaufmann 教授研究法律哲學、刑法有五十多年之久,其研究題材及影響力遍及世界各國,許多著作已有十八種語言的翻譯。一般而言,法學學術層次愈高,抽象性也相對提高,但 Kaufmann 研究法學的特色,絕非象牙塔或天馬行空類型,而且也充滿了人文氣息及高度學術性。今天的西洋文明,許許多多溯源到古希臘、古羅馬的思想;然當今的法律學者中,精通古希臘文、拉丁文的人非常少。每當有法學時事問題產生,Kaufmann 能夠高敏銳度地觀察及尋求解答,不僅依當前的法律、法典知識,而且也以深厚古希臘文、拉丁文的基礎,跨越時空,藉古代智慧觀察與思考。今天具備這種能力的人,放眼世界,實在鳳毛麟角。   我們觀看「法律哲學」一書,即可由各個不同角度,清楚地察覺到,Kaufmann 涉獵廣博、學識深奧。引用的文獻除了他的母語德文之外,也包括英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語言。筆者由於著手翻譯該書,須動用各種詞典與百科全書,才第一次注意到家中大大小小約有一百二十多本詞典,包括多種不同語言、自己買的或出版社贈送的,有些甚至直到翻譯此書時,才第一次使用,例如德國 Beck 出版社贈書當中的德語與西班牙雙語法律詞典。   就知識領域而言,「法律哲學」一書的內容,除了原本的法學知識外,還包括哲學、自然科學或現代科技等方面的知識,或者說至少是常識。在求取知識方面,法學知識廣博深奧不可能憑空或只由圖書館得來的,與他人討論,腦力激盪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 Kaufmann 教授主持法律哲學暨法律資訊學研究所期間,有一個特別的專題討論課,排在星期四晚上八點到十點,「法學難題」專題討論(Seminar ueber ausgewählte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e) 參加者除研究所成員外,還有法學院的其他教授、律師、撰寫博士論文的學生。這些討論的經驗與心得,都是後來著述的重要內容或方向。 陸、當前法理學的主要議題   除一些較形式的、較抽象的概念或主題,跨越時空成為法學探討的客體外,就如 Kaufmann 所言,各個時代各有不同的特殊事件、案例,形成法理學的個別議題。由「法律哲學」一書,我們可以看出 Kaufmann 思考組織的精密性。一方面,這些個別議題相互間有不同程度的關聯性;另一方面,個別議題與較形式的、較抽象的概念,例如正義,也有某角度的關聯性,整本著作前後呼應,連結為一個整體的「單元」。在此僅就其中幾項個別議題,綜合筆者的見解,做一簡要論述。 一、論證理論   今天絕大多數研究法學理論的人,其重點主要在於形式問題,尤其是對話(Diskurs) 與論證 (Argumentation) 的程序規則、真理 (Wahrheit) 與正義 (028 - - 029) (Gerechtigkeit) 的程序理論以及由程序導出的對話倫理 (Diskursethik)。因而只要提到正義,就幾乎毫無例外地限縮在形式的平等原則。Kaufmann 並不否認形式論證規則的必要性,但認為它單獨不足以整合出實踐性對話 (praktischer Diskurs) 之規範,更遑論要決定實踐對話,因為它過於一般化。因此,它不能取代具有實質內容的論證規則。而且有關規範性對話 (normativer Diskurs) 方面,它通常並非只有一個正確的結論,而是可能有多數可主張的結論。由此可知,所必須處理的是實質的、方法上的困難。在書中,他以生命倫理 (Bioethik) 作為研究客體,提出論證。   今天從事實質內容工作的法律哲學家並不多,Kaufmann 係其中之一,「法律哲學」一書的核心重點即在於實質內容的法律哲學,針對現有的、側重形式的論證理論 (Argumentationstheorie) ,提出實質的理論。主要的理由在於,他認為內容與形式是同樣重要的。反之,限縮在程序問題的人覺得內容比較不重要,認為科學並不足以掌握正義之內容。正義應是屬於政治人物的事,而不是法律哲學家的任務。對此,Kaufmann 提出批判,認為正義內容的重要性絕不低於社會正當秩序,因而不應將探求正義內容的問題完全交付給必然偏頗的政治人物。 二、法律人類學   人類學 (Anthropologie) 長久以來曾是科學界所忽略的學門,也連帶影響到法律人類學 (Rechtsanthropologie) 的內容迄今尚未確定、尚未定形。不過顧名思義,此領域係有關人類,到底人是如何,由此產生人類學問題。法律理念係由人類理念衍生出來。它並非關於超越塵世的正義,也非純技術的功能性事項。 Radbruch 早已指出,任何法律都是以人類為基礎,也是以人類為其目標,由此邁向法律人類學之途。 [03] 當前的法律人類學有二大流派,其一側重法律哲學,此一主張尋求由人類的本分來正當化法律 (例如 Jan M. Broekman 與Ernst-Joachim Lampe);另一認為法律人類學為一經驗的學科,例如 Leopold Pospíšil,他以南太平洋小島的土著為研究對象,曾到慕尼黑大學講學,以其所拍攝為數不少的圖片,相當生動地說明該部落的習俗、行為方式等。由法律人類學延伸到法律哲學,Kaufmann 提到一段令人省思的話,「如果今天法律哲學支配著此一意識:我們實在不知道,法律是什麼,則這只是對於到底人是什麼,更深不知所措的一個反應。」[04] 三、人類基因學   在人類基因學 (Humangenetik) 方面,由於現代社會的特色在於高度的複雜性,因為事前並不知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所以經常必須冒風險行事。在基因研究方面,如果因為嗣後發現是錯誤的,而要對此類風險行為負擔責任,則所有此類行為的積極主動性會變疲弱不振。有關人類基因學在倫理與法律上的爭議,Kaufmann 由反面金律 (die negative Goldene Regel) 導出:如果你不希望被操控,則不要對他人傳佈與施行基因控制。由公平原則 (das Fairness-prinzip) 導出:一個如此的基因技術計劃是不公正的,它只是為多數人的進步與利益,卻唯獨忽略少數人。由責任原則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導出:不要從事基因技術,其前景的進步有一天轉變為對人類可能無法預見的傷害。 (029 - - 030) 四、複製人   在一個以社會正義為中心而有內涵的法律哲學領域中,生物科技已成為最現實、且最富爭議的項目,甚至可能會長期扮演關鍵的角色,在此情形下,不可能對複製人 (Menschen-Klonen) 的問題視若無睹。相較於其他的法律領域,法理學的特色之一就是「洞察先機」,其實 Kaufmann 早在 1985 年就已注意到,這種可能性雖屬未來,總有一天會實現。[05] 自然科學與醫學的研究人員期待複製人會帶來一些益處,例如解決不孕症、器官移植等難題。反對無性生殖或採取較保守態度的人,相對也提出不同的反對理由,例如人類乃是偶然的產物,此權利以及不必知道自己命運的權利,經由無性生殖,將很輕易地遭到破壞;或如不能因為大自然會產生若干雙胞胎,就表示無性生殖是允許的。也有由宗教的立場,認為蘇格蘭的桃莉羊實驗乃由人扮演神的角色,侵犯到神等等,不一而足。   針對各種不同對話,Kaufmann 提及人類尊嚴 (Menschenwürde) 的論證,認為「人類尊嚴本身」是相當抽象且具有一般性,因此幾乎所有的事物皆可從其中導出。而且事實上,不管是贊成或反對複製人的人士都可以援引人類尊嚴。反對人士認為複製人類,特別是無性生殖的無父社群,違反人類尊嚴;贊成人士的看法則剛好相反,認為在實驗室裏的生殖要比異性性交而受孕更合乎人性;這個小孩是預期的,經選擇和控制的,由這點正可以顯示出人類與動物有所區別。這兩個正反彼此矛盾的說法都可從人類尊嚴「導出」理由,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人們對於人類尊嚴作相當一般性、幾乎毫無內涵的理解。唯有當尊重人類尊嚴的要求在內容上予以具體化及實證化時,才能藉由人類尊嚴進行實質上的論證。然而困難的是,就論點的共識能力而言,從人類尊嚴多半無法得出太多東西。Kaufmann 在書內,由 Immanuel Kant (1724 - 1804 年) 的無上命令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以你所願意,這些準則能成為一般的規律,依此而行為」,「應如此作為,對你自己以及他人,任何時間均作為目的,絕非僅僅作為工具而行為。」而導出:如果你不願只是他人的複製品,則根本也不推展複製人。此乃有關自律、人類尊嚴問題。 五、正義──社會正義   有關正義理論所涉及的議題方面,Kaufmann 認為基本上可以把法律哲學所有的內容問題歸屬到社會正義。但也可以把有關社會正義的個別問題,例如補助性原則 (Subsidiaritätsprinzip)、反抗權 (Widerstandsrecht)、戰爭與和平 (Krieg und Frieden) 及其他等等,以個別的章節來論述。在這一方面,完全取決於個別作者的觀點,自由採取論述的角度。例如 Kaufmann 把功利論 (Utilitarismus)、人權 (Menschenrechte)、法律人類學 (Rechtsanthropologie) 項目,放在「社會正義」章節下,主要是因為社會正義係具實質內容的法律哲學中心議題。   另外,Kaufmann 在「法律哲學」一書內所探討的一些議題,除了上述幾項外,他如人民不服從 (der zivile Ungehorsam)、「法外空間」學說 (die Lehre vom "rechtsfreien Raum")、多元論 (Pluralismus)、風險社會 (Risikogesellschaft) 、生命倫理學 (Bioethik)、寬容 (Toleranz) 等等,各在不同的層 (030 - - 031) 面觸及,或由某一角度切入探討正義問題,貫穿全書。讀者看到本書內許多個別題目提及社會正義,除了上述項目外,他如人類基因學、生殖醫學 (Reproduktionsmedizin)、複製人、墮胎 (Schwangerschaftsabbruch)、生態學 (Ökologie)、動物的自然權 (Naturrechte der Tiere)、靜坐封鎖 (Sitzblockade)、聯邦憲法法院的十字架耶穌像判決 (Kruzifix-Beschluß)、共產黨宣言 (Kommunistisches Manifest) 與教宗社會通令 (päpstliche Sozialenzykliken) 之比較等等。針對這些個別題目, Kaufmann 係依時事性觀點來做選擇;它們的確具有哲學的要素,因而也是哲學的真正成份,尤其是倫理學與法律哲學。不過另一方面,Kaufmann 也強調,法律哲學中較偏向「古典」的章節,例如平等原則 (Gleichheitsprinzip)、法律效力 (Rechtsgeltung)、法律概念 (Rechtsbegriff)、法律與道德 (Recht und Moral) 等,在書內的篇幅並不算少。 柒、法學素養與人格特質   相對於其他法律領域,法理學與法律哲學的最大不同點之一在於,價值與實踐之間的關聯性,亦即言與行的一致性問題,在這方面最能夠顯現出法學素養與人格特質。關於事物的是非對錯、適當與否,屬於法理學的探討主題,換言之,由倫理道德等價值觀,探討法律的內涵及其實踐行為。曾有位助教在某次專題討論的報告中,關於未成年人是否有權利能力問題,批評慕尼黑大學某位民法權威教授以前在希特勒時代配合納粹的見解,但不敢提出這位教授的姓名,Kaufmann 教授當場告訴他,指出姓名沒有關係。這位助教現在已經在大學擔任教授。   公正、廉潔向來被認為是法律人的重要素養,尤其是法官、檢察官,但只有這些是不足的,劉鶚 (1857-1909) 在「老殘遊記」書內曾以一位官員辦案為例說明過 [06] 。法律人應有是非、正義,但不嚴峻,更須具寬容。充滿人道關懷的法律觀,不是純「書面作業」,而應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由一般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Kaufmann 教授除了有明確的是非觀此外,也有強烈的親和力。舉例言之,每年春夏之際,Kaufmann 教授會選某一個星期日,邀請法律哲學研究所內的教授、助教、祕書以及來自不同國家的教授、研究人員到野外健行,與大家聊天共進午餐。此外,每年耶誕節前幾天,Kaufmann 教授也會擇一天晚上邀請上述研究所成員到他家,每個人都可得到書籍作為耶誕禮物。事先祕書會聯絡並問各個研究所成員,是否有特定喜歡的書;若有,就會作為耶誕禮物。在法律哲學研究所六年期間,我從 Kaufmann 教授身上「蒐集」了不少書籍;因為平時他有出書或有論文發表,都會送我一本或一份抽印本,所以每年耶誕節我會選其他作者的書。此外,他的著作有日文與韓文翻譯新書出版時,會送我。一本,也因此得知日本人與韓國人的法學著作使用漢字的情形。一直到今天,仍持續收到Kaufmann 教授的新著及其翻譯書籍。   此外,談論法律或法學問題,並不必然都要在嚴謹的規劃與特定的討論場所進行,也可以輕鬆笑談中,思索與探求知識或智慧。Kaufmann 教授主持法律哲學暨法律資訊學研究所期間,每週固定在星期二中午與研究所成員到一家義大利餐廳共進午餐,席間輕鬆閒聊,也包括對法律時事的看法,有趣但背後又有主 (031 - - 032) 題的法律笑話。例如「法律哲學」書內一則猶太法師關於睡覺的對談,就是當年 Kaufmann 教授在義大利餐廳等上菜之前,講給大家聽的,在哈哈大笑的背後,也顯示出法學邏輯的運用界限。 捌、結語   以有限的篇幅要詳盡地介紹 Kaufmann 的「法律哲學」一書,原屬不可能,遑論在此對該書做出回應與反思。對 Kaufmann 法學思想內個別論點的贊成或不同意見,唯有以後在相關的議題論文內加以論述。就筆者個人的觀察,有幾位思想家影響 Kaufmann 法學思想最深,例如 Aristoteles (西元前 384 - 322 年), Thomas von Aquin (1225 - 1274 年), Kant, Radbruch 等等,從這些人的哲學與法律思想,可以隱約看到 Kaufmann 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Kaufmann 曾因擔任飛行員而受傷,其後果非常嚴重地影響他的工作,雖然近年來他只能極有限度地從事學術研究,但以其知識、智慧,再加上豐富的經驗,他的著作可以說是字字珠璣,且充滿了智慧與人道。研究法理學或法律哲學,而沒有閱讀 Kaufmann 的著作,應該可以說是一項缺憾。經深入的研究與長久的經驗後,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同的法學領域內,法理學與法律哲學一直是扮演「先知先覺」的角色,它既是最深的也是最基礎的知識,也因而使它成為「冷門」的,這種現象或許也算是符合事物的本質 (Natur der Sache)。 [01] 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一章。 [02] 參見 Arthur Kaufmann, Rechtsphilosophie, 2. Aufl., München 1997, S.1. [03] 在此要推薦一重要著作:Gustav Radbruch - Gesamtausgabe (Radbruch全集),係由其學生 Arthur Kaufmann 教授所主編,共計二十冊,第一冊「法律哲學Ⅰ」於 1987 年出版,其編纂迄今達十多年,陸續已出版者計有十五冊。 [04] Arthur Kaufmann,見 [02],第 189 頁以下。 [05] Kaufmann 於 1985 年發表一篇從法律觀點談人類基因學與生殖科技的論文,見 A. Kaufmann, Der entfesselte Prometheus: Fragen der Humangenetik und der Fortpflanzungstechnologien aus rechtlicher Sicht, in: R. Flöhl (Hrsg.), Genforschung - Fluch oder Segen? Interdisziplinäre Stellungnahmen (Gentechnologie - Chancen und Risiken 3), 1985, S.259ff. [06] 劉鶚在「老殘遊記」書內敘述兩位官員,為官清廉,治盜疾惡如仇,辦案也盡力,但手段酷虐。老殘到街上探聽民眾對此類官員的觀感,竟是一口同聲說好,不過都帶有慘淡顏色,因而感嘆苛政猛於虎,甚至認為「官愈大,害愈甚」,此種對執法者(人的素養)的批判,可對應於西洋對法律(事物)的批判:「summum ius summa iniuria」。
相簿設定
標籤設定
相簿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