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幸義 Shing-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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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改聘與教師素質水準

升等改聘與教師素質水準 劉幸義 Shing-I LIU 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現為台北大學 法學系)教授 0、前言 一、升等改聘的本質與標準 二、專業評審的建立與救濟 三、改聘應與新聘相同標準 四、師格影響校務之怪現象 五、教授治校與學生參與校務 * 原文刊載於:台灣高等教育白皮書,台北 1993,第158-168頁。 * 原論文集內之頁數以 [00-00] 方式標示,例如 [161-162] 表示該符號之前為 第一六一頁,之後為第一六二頁。 [000-158] 0、前言 一個社會最高的教育機構是大學,大學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屬於社會的中堅 份子,故一個社會的好壞,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在於大學生的素質。而學生是否 能有良好的專業知識學習環境,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教師本身知識的良寙程度 。教師素質與升等聘任,二者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自一九九一年起,教育部開 始實施大學教師資格由各大學自行審查的制度,並且頒布「大學及獨立學院自行 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我們知道,各大學的自主性愈高,自律的要求也應相 對提高。關於教師升等改聘的制度與實務,本文僅就筆者任教數年以來之所見所 聞,提出一些觀感,或許可作為觀念交流、制度改進的參考意見。 一、升等改聘的本質與標準   在現行制度下,取得教師資格有新聘、改聘與升等三種途徑。助教也可以透 過改聘、升等與新聘的方式取得講師或副教授資格。我們知道,教師素質是影響 學術水準,以及決定學生學習環境良窳的主要因素之一。教師升等、改聘本質上 屬於資格、能力認定的問題,攸關學生受教育的權益與學術水準,並非教師的「 福利」事項。然而在「福利」觀點下,有人常以年資久,做為「當然」可以晉升 的理由。   為了提升教師陣容,就必須注重進入成為授課教師(講師以上)的第一關。 在制度規則的內容方面,教師聘任的資格規則,有四級程度狀況,教育部顧及全 國性不同專業領域的情形,規定最低 [158-159]標準;各大學依其不同學院、科 系為客體,找出共同的最低標準;各學院斟酌院內不同科系的情況,定出共同的 最低標準;至於各科系則應依該學科的具體實際狀況,定出應具備的最低標準。   由不同級的規則特性,可知由教育部、大學、學院一直到各科系的規則,後 者可以而且也只能比前者嚴格。例如法律系應依法學發展及人材狀況,檢討該系 新聘、升等、改聘的師質問題。當法學博士相當多,就應依人材提昇狀況,以此 為擔任授課教師(講師以上)的必要條件之一。不能僅以教育部或大學及獨立學 院教師資格審查規程或其他相關行政命令所規定的最低申請資格條件為「當然可 以」改聘或新聘之標準。 若是為了做「好人」,在訂定升等、改聘規則時,故意不依該科學術發展情 形,而僅以教育部或學院所規定的最低標準為「合法」理由,雖具形式合法,但 卻是不正當的。擔任授課教師的最低條件訂定之後,新聘人員固然必須依該標準 任用,助教無論是以改聘或升等方式要成為講師,也必須具備相同的學術水準。 二、專業評審的建立與救濟   現行制度下,一所大學的行政組織可以分為系所、學院以及校本部,形成三 個具有上下隸屬關係的部分。新聘教師或現任教師改聘、升等都必須經過這三階 段的審查,相對於這三審級,分別設有系所評審會、院評審會以及校評審會三個 組織。這些評審會是決定一個學校師質的最主要關鍵。自一九九一年起,迄今教 育部總共授權十一所大學自行審查教師升等事宜。教育部由直接掌理大學教師升 等,改變為只做法律監督,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如此也符合憲法第一六三條的 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   大學內有各種不同專長的教師,彼此隔行如隔山。為評審合理與正確起見, 師資評審應側重專業評審,也就是說,院評審會與校評審會要逐漸走向只做形式 資格審查工作,而實質的專業知識審 [159-160]查由各學系與研究所主導。但我 們發現,在走向專業審查的途徑中,把審查權重心移轉到學系與研究所,有些單 位不但沒有隨科學進步而提高標準,反而出現了降低升等標準的異象。   再者,關於專業論文審查方面,即使同一科系中也有可能劃分不同的專業領 域,論文送審應由在同一領域研究者為限。然而我們發現,辦理論文校外送審卻 曾出現不符專業審查的情形,例如把民事訴訟法的論文送給專攻刑法的教授審查 ,而被該教授以不屬於其專業領域為理由而退回。這些事項的背後主導力量,涉 及行政主管的心態。   著作評審的成績,影響送審教師是否能升等以及該校的師質水準,評審人應 謹慎從事。但卻曾發生審查評語:「做為教科書仍尚需改進」,但卻又打七十分 及格分數的怪現象。送審論文應屬專門著作,而非教科書性質,審查人既認連作 為教科書都有待改進,達不到專門研究著作的水準,卻又給予及格,兩相矛盾。   有關評審著作程序與技術方面,(1)應就各科系專業人才中,分別不同教 師等級與領域,列出有資格審查人的名單。(2)要求審查人對送審著作撰寫專 業評鑑書。(3)評鑑書不附審查人姓名,影印送交申請升等及改聘人乙份;對 評鑑內容有異議者,可提出複審。在救濟方面,以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教師升 等評審委員會評審辦法為例,在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升等或改聘教師如不服其 所系科之審查結果,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院評審會提出申訴,院評審會接受申訴 後,得組織五人處理小組,其中一人由該升等教師推薦。處理小組如認為申訴人 理由充足時,得不經所系科會議逕送院評審會審查,其結果視為所系科會議已通 過。」可資參考。   但是這項規定顯然有法律漏洞。對於應能夠升等或改聘教師,因著作評審不 公或其 [160-161]他因素而不能升等或改聘的情形,的確有給予申訴的機會。但 對於不應升等或改聘,而卻能夠升等或改聘的情況,並無給予異議的機會。因為 ,在學術教學領域應該脫胎換骨、進步過程中,若科系教師多數「不求上進、集 體放水」時,以致資格不符或素質不良的教師「順利」升等、改聘,該科系的教 師應可向院評審會提出異議書。如此,對於師質的維護,較能周全。   至於有權提出異議者,僅限參與該個案評審的教師,或該科系的任一教師都 可以提出?這就涉及相關技術規則問題。如果擔任評審者僅限於該科系的一部分 教授,則在一個原本素質不良的科系,就有可能藉選舉方式排除某一或某些學術 水準要求較嚴格的教授,使他連提出異議的機會都沒有。如果從講師一直到教授 每個人對任何升等、聘任案都可以提出異議,也有可能產生一些不必要的杯葛與 干擾,例如只因為自己無法升等、改聘,就打算「同歸於盡」,大家都不好過。 一個可能的折衷方式是限定在教授級,若新設科系教授太少,則延伸到副教授級 ,這或許是一個較可行的途徑。 三、改聘應與新聘相同標準   若要增加授課教師,應對外開放競爭﹑錄取。在此包括新聘教師與改聘助教 ,因為助教改聘係由「非授課教師」進入「授課教師」行列。在觀念與制度上, 並非因為是助教就「當然」可以升等或改聘;反之,亦非因為是助教就不能升等 或改聘。而且,在辦理新聘與助教改聘之前,應先查核(1)有無課程需要人開課 教學,而該門課程系上並無專任教師適任。(2)確定該課程的專業領域種類。這 些前提具備後,才可考慮新聘與助教改聘。以上要件具備後,才對具體案件申請 改聘之助教與新聘教師進一步做審查﹑討論與表決。換言之,須因事求人,而不 是讓人進來後,不考慮專業領域去替他湊足鐘點數。   助教乃屬於教學與研究助理的性質,並非授課教師。若助教要升為講師,一 方面必須考慮課程上是否需要增加新的授課教師;另一方面,也應與其他想要成 為授課教師的人一起公開、公平競爭。建立客觀的、符合專業需求的制度,主要 就是要減低人為操縱因素。關於助教改聘的情形,可操縱性最大。例如有教授不 讓某助教升任為講師,就說該人頭腦有問題;反之,要讓他升,就說升了之後, 該助教不辦公、臉色難看以及其他的問題就解決了。[161-162]   其他的光怪陸離的理由也很多,為了不讓助教升任為講師,就說無課程可安 排;要讓他升,就會「創設」一些新課程,甚至安排一些與專長無關的課程。例 如論文寫行政法的助教,卻替他排商事法的課以湊足鐘點數「以利升等」。所謂 「有課沒課」經常只不過是行政主管操縱助教升等的工具,增減隨其意思而改變 ,我們由歷年的課程變動情形即可知。要減低這種濫權現象的可能方法之一,就 是設定科系之內所細分的不同專業領域名額。   另外也有把不適合由碩士初任講師任教的課程,安排給助教以湊足鐘點數。 就法律科系而言,憲法、民法總則、民法債篇、刑法總則、行政法等,這些課程 屬於根基性質,影響學生的法學程度最深遠,應該慎選教師任課。如果行政主管 為了使助教能夠順利升為講師,就把這些主要的基礎課程安排給他。如此做是不 負責的,套用道家老子的用語:以學生為「芻狗」;非常不利於學生的學習環境。   當教師除了必須有充分專業知識之外,教師品格對於教學與處理校務也會有 重大的影響。例如有教授向學生宣稱,某助教「頭腦有問題」,讓他升等為講師 後到外系去教課,則本系學生不受影響。以此種方式,讓學生覺得這位老師非常 愛護本系學生。事實上,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如果具備資格能升等,就應 讓升等講師依常態教學。如果不具備升等資格的話,根本就不應升,而不是「害 」外系學生就無所謂。又如助教改聘為講師後,沒有依照他預定的專業領域去教 書,行政主管說這是「犧牲打」,我們內心不禁要問:「犧牲打」到底是什麼? 如果有所謂「犧牲打」的話,為什麼要以學生做為「犧牲品」?而且每年都有一 百多人進來被「犧牲」。   在任用教師方面,當某些課程需要教師,如果能聘請到比現任助教更好的人 才,為何不聘,卻 [162-163]「一定」要由助教升為講師來授課,這就可能涉及 「利益」輸送及其他不當的現象。另外,如果某助教本身的專業水準,就該科系 學術發展的情形而言,並不符合擔任授課教師,卻又基於同情、憐憫或其他因素 ,「一定」要讓他成為講師,這是對一人的職業前途與一群學生的學習環境,二 者之間孰輕孰重,分不清楚。   有些教授雖然強調應該建立並且尊重制度,但很遺憾的,卻不考慮制度的內 容是什麼?到底要建立何種制度?例如獨裁、專制也可能被建立為制度,但在民 主政治之下,這種制度是不正當的、非法的。同樣道理也適用在大學師質方面, 如果需要引進授課教師時,無論是助教改聘或由校外新聘人材,所建立的制度必 須符合學術發展與人材狀況,而且助教改聘與校外新聘二種管道所要求的專業水 準應該一致,這種制度才具有正當性。作為高級知識份子的大學教授,欠缺對制 度本身的反省,為了照顧一人能夠當上講師,卻以每年許多學生的學習環境為犧 牲品,這是非常可悲的現象。   需要新的授課教師時,為了改善師資水準,應當建立公開競爭的制度。也就 是說,標明所需人才的專業領域,以公告的方式,開放給所有校內外的人參與競 爭。藉此才能從國家現有的人才中,選拔出最適當的人選。並且可以避免私相授 受、重人事關係而輕專才的弊端。 四、師格影響校務之怪現象   以筆者所經驗的環境來說,教師之間做好人、講人情是相當普遍的心態。甚 至有時關於教師晉升問題,也會有包庇的事情發生。我們知道,群居生活講人情 是正常的普遍現象,但仍必須分清楚其界限。在大學新進師質方面,就應該考慮 專業知識以及機會公平。以下舉一些比較不尋常的現象,作為反思的素材。 [163-164]   1.邏輯是任何科學與思維的基礎訓練,例如「訴諸憐憫」是邏輯上的謬誤 ,屬於「不相干謬誤」的一種,但卻經常有人以此方式,希望以獲取同情的手段 ,達到晉升的目的。最常聽的是「某某人當了助教那麼久,令人同情」,甚至有 行政主管列席教師評審委員會時,告訴評審委員,某助教的兒子在日記上寫「爸 爸要加油」,希望能博取同情。卻對該名助教的專業程度,依當前學術發展狀況 是否能適合擔任講師的根本問題,避而不談。   2.關於升等改聘規則的制定與修改,行政主管往往故意拖延至時間急迫狀 態下,才開會討論,而且與會人員在開會時才拿到規則草案。行政主管經常於開 會中一再宣稱,如果今天不通過,則會影響同仁的升等「權益」。在此情形下, 提出不同意見或對某些規則發言太多討論太久的人,將成為妨害同仁權益的「罪 人」,使與會者平白承受莫大壓力。還有在評審會開會的時間與相關資料,也是 招術百出。我們知道,升等與改聘均屬於經常性的定期事務,應當盡可能使與會 人員避免撞期,並且在召開評審會之前能有充足的時間瞭解完整的相關資料,才 不會有草率的,甚或矇混的情形發生。   3.也有在升等聘任評審準則上,一方面講「提升教師水準陣容」,所做的 卻是背道而馳,例如 [164-165]行政主管刻意新聘講師,不聘教授。就教師立場 而言,應給予日、夜間部學生相同的良好學習環境,影響學生求學環境(尤其是 師資方面)最大的人是行政主管。在欠缺品質審查的現狀下,延聘夜間部教師事 宜,更容易發生以學生作為行政主管交際上的犧牲品。有某系的學生抱怨說,他 們的教師大多是講師,經查詢後發現,原來該系行政主管在任內新聘教師十六人 ,其中講師就占四分之三(十三人),副教授四分之一(三人),教授則掛零, 其比例異乎常態。 4.反對著作送審也能成為「制度」。為維持及提升師資,需要一些規則做 為較客觀的標準,例如平時的專業著作是否應送專家審查,就涉及專業的客觀標 準問題。但在施行上,除「好心」的教授外,再加上利害關係人參與表決後,其 結果可想而知。基於利害關係人迴避的原理,以及過去的不良經驗,在制定與修 改升等改聘規則時,利害關係人固然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但不應參與表決,才 比較可能確保規則內容的品質與公平性。   5.行使職權必須合法,這是一般的常識,卻仍有在形式不合法的狀況下提 出晉升案。例如年資不夠、未遵守系所的評審規則,仍然向上一級評審會提出升 等改聘案。違反系所規則的教師聘升案提交院評審會的情形,行政主管列席說明 時,一再強辯是符合規則,最後連專業不是研究法律的教授也看不過去,該行政 主管才「撤回」該案。   6.又如對護送特定人升等改聘不遺餘力,包括違反法規程序也照樣做。例 如在系務會議中,並無任何助教提出申請改聘案。然而系主任卻向院評會提出申 請改聘案。此案雖被院評審委員當場指出不能受理,但另一行政主管仍以院評會 主席的方便,強行交付表決,這是雙重違法。上下二級的行政主管迄今也沒有負 擔任何責任,而且能夠推拖到主管卸任最好,可成為無從負擔行政責任。另一方 面,如此的做法容易造成投機、僥倖的心理:申請人能闖關通過則「獲利」,不 能通過,主管也不必負責,申請人也沒有任何損失。   7.即使在訂立師資與專業著作的審查規則後,也會有行政主管想盡辦法扭 曲執行方式。其方法不一而足,例如(1)同一時間制定講師與助教二項升等新 規則後,講師部分不適用,助教部分卻立即生效適用,造成講師可升,助教則不 可的結果。(2)設定專業名額時,為了讓特定助教能順利升等,故意膨漲某方 面的專業領域名額。(3)專業名額設定後,為了讓另一特定助教能順利升等, 扭曲解 [165-166] 釋原規則。   8.行政主管濫權的花招無奇不有。在有教師種類的名額限制下,科系行政 主管預知有教授將辭職,會有升等教授的名額出現,然不以公開的方式通知所有 具備升教授資格的人,卻與某一特定副教授私下進行,由該副教授提出論文審查 ,以便排除他人的公平競爭機會。後來有其他教師抗議,上一級的主管因而未批 准此「偷跑」行為。   9.依升等規則,未參加論文發表會者不得升等。行政主管為了排除特定人 的升等,不通知論文發表會時間地點。該申請人直到發表會當天開始前一刻,才 經由他人知其事。在發表會中,原本應係針對論文內容發問與回答,但輪到該特 定人時,突然有評審委員主張改問寫論文的動機與目的,主席也接受此提議。然 而在以前及往後的論文發表會中,均未曾有過問寫作動機的情形。 10.教師評審會的評審結果應讓申請人知道,但評審過程、發言情形並不對 外公開,應屬於秘密的人事評議會議,其目的在於保障個別評審人不受申請人攻 擊或威脅恐嚇。若有不服情形,應透過申訴管道處理。但我們發現,歷年來的升 等、改聘事項,會後「自然」有人會向當事人通風報信,那一個人反對。這種情 形主要是涉及評審教師個人人格問題,相當難以防止。甚至也有系主任,雖非評 審委員,卻能夠「透過管道」取得評審委員所寫的書面評審資料,私自散發、攻 擊反駁書面評審資料,並製造申請升等改聘人與評審委員的「仇恨」。  11.還有怪異的事,居然有評審人主動打電話給申請升等人,要請該申請人 吃飯。這位申請人知其索賄用意,打馬虎而不敢去吃飯。另外,評審人索賄在以 前是以現金交易,但如果送錢人升等未成,經常無法要求退錢;經過歷年「受害 人」的經驗相傳,累積智慧,後來則改以「支票借錢」寫借據 [166-167]的方式 ,升等未通過則依借據還錢。行賄與受賄雙方都犯法,通常不會也不敢「翻臉」 ,更不容易有證據,但為害卻相當深。   以上的種種怪現象主要涉及行政主管、評審委員的素質及心態,對教師素質 與學術研究發展的不良影響可想而知。若要改善此種現象,在大學教師方面除了 盡可能建立客觀制度,要求教師各有專業、適材授課之外,更應慎選行政主管。 五、教授治校與學生參與校務   目前大學改革中的一項主要工作是教授治校,這是一個正確的、必須走的方 向,因為藉此可以避免非學術的外來力量干預學術自由與自主。所不可忽略的是 ,如果原團體的教師中有許多人不願改善師資結構,它也可能出現反淘汰的後果 。要實現教授治校的理想,教授本身除了專業知識要好之外,一般的法律規則常 識也應該具備,因為學校規則的制定人就是教授。   令人非常訝異的現象是,大學有些教師,包括法律教授的基本法律常識有待 加強。例如法規體系、位階屬於最基礎的法律知識,下位階規範不得牴觸上位階 規範,下級機關也不能超越立法權限,規定上級機關要做什麼。例如,在制定學 院規則時,法律教授提出的草案中竟然有規定校本部行政的條文,也就是說,由 學院決定校方上級組織的事務。討論時,雖然被筆者指出其錯誤,但另一位法律 系教授發言,認為該規定無違法之虞,因為條文內容規定「得」,而且校方也不 見得會去做。經表決通過該條文後,被筆者再次提出,即使表決通過,該規定也 是無效。後來該次會議的記錄中,該條條文就消失不見了。[167-168]   大學現有的怪現象,有些可以藉建立良好制度予以補救,例如升等改聘的資 格隨學術發展而提高、客觀的著作評審與申訴制度、助教改聘與教師新聘同時公 開辦理等等。有些則否,例如現任授課教師的專業知識與邏輯思考能力。一所大 學是否能建立客觀、合理制度,又取決於教授本身的水準,二者屬於互為因果的 關係。   大學師質要做好,除了現任教授本身的素質因素外,其他的輔助性力量,大 概尚有二個:教育部的法律監督以及學生對學習環境意識的提升,間接可促進教 師水準的提高。一方面,學生對於整個校務有知的權利,也有保護其權益的權利 。另一方面,在教授治校、民主化過程中,學生參與學校會議具有一定程度的監 督作用,避免師質流入「劣幣逐良幣」的惡性循環中,並提高學生對師資水準的 認同感。如果要充分發揮學生的此一功能,前提要件之一為:必須有具自主性的 學生自治團體。另外,就教育部方面而言,對大學的法律監督屬於它的法定職責 。各校的不正當或違法的聘任升等制度,以及具體個案的違法、脫法行為,教育 部都必須負起監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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