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幸義 Shing-I LIU

關於部落格
  • 40411

    累積人氣

  • 0

    今日人氣

    0

    訂閱人氣

政治對司法之影響

政治對司法之影響 劉幸義 Shing-I LIU 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現為台北大學 法學系)教授 壹、政治與法律的關係 貳、法律做為(不法的)政治工具   一、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法   二、選罷法 參、司法與政治的關係 肆、「依法審判」的意義 伍、政治法官的刑事責任──枉法裁判 陸、結論──建議 * 原刊載於:民間國建會特輯(2)── 司法改革,台北1990 年,第 105-127 頁。* 原會議論文集內之頁數以 (000 - - 000) 方式標示,例如 (109 - - 110) 表示該符號之前為第 109 頁,之後為第 110 頁。 (105 - - 106) 壹、政治與法律的關係   政治對司法的影響,可由直接與間接影響兩方面觀察。間接影響是指經由立法途徑,亦即有關法律與政治的關係;直接影響則是指政治勢力團體或個人對司法的影響。政治的意義隨意識型態立場不同而異。現代政治學上,係指國家(執政者)或其他社會團體,以權力做為媒介,來決定政策的過程;其作用涉及社會價值之分配。政策,則是指國家或政黨為實現政治上之目的所採取的具體方策。   政治主張、見解經過整理具體化後,成為政策;各種政策經立法機關採納成為法律政策,並進一步依此制定出法律。立法的背後通常有一股可感覺的力量,期待有利或不利。此力量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多數人(例如農民、汽車駕駛、政黨…)。立法力量就如同其他權力一樣,建立在三因素之上:人、財產與組織。組織力量的運作與成效,通常由一些代表組織的人及其財產所決定;在今天的社會共同生活中,發揮力量的最重要工具是團體組織。貫徹實現利益的機率隨組織內部紀律程度而提高。這導致組織化的必須性以及不利無組織者的結果。組織規模越大,其追求利益與立法之間的關係越大。[01] (106 - - 107)   法律的形成,就如與政治一樣,不得用恣意的目標、目的與內容來設定規範性的規則,而必須要以正當性觀念為導向。創設法律是要立理性的、正當的法律。有意義的政治要致力對政治任務與問題提出正確的方向與解答。法律與政治二者的「正當、正確內容」不是預先由超驗的秩序加以確定,而是必須由法律人與政治人在共同社會生活中去發現它。對此,二者的導向標準是相同;換言之,其最後目標是:以公共福利為標準的社會正當、正確事物。然而我們的確無法簡單明確的導出具體解答。縱然如此,政治與法律仍必須遵守一些正當性標準。然而二者的標準並不完全一樣。對於政治行為而言,最先考量的是合目的性。至於「正當」法實證化時,一方面固然要顧及合目的性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必須同等的顧慮到正義與法律安定性的要求;我們由經驗得知,具體的合目的事項並非一直與此二要求相吻合。   法律所應具有的正當、正確內涵,不得由於通說的、支配性的政治觀念與要求,而因此就從制定法中被銷除掉。例如政治上要獨裁或極權統治、或主張某一特定政治理想,為達此目的,就藉制定法導致使法律原本的原則與標準(例如平等、自由、(108 - - 109) 人權等)無以發生效用;南非的種族法律、我國的臨時條款及其他動員戡亂法規即屬此類。法律實證化雖是一政治行為,然而並不是僅僅如此而已,它同時也是一個與政治不同的行為:立法行為,也就是依特定的法律觀點與標準去創設法律的行為。   在此,也產生法律與政治之間繃緊的關係,此關係在立法時由立法者所持的立場明顯的出現。立法一方面以立法者對規範所提出的政治(政策)方案為基礎來立法,但另一方面立法者只做為最高法律決策機關也就夠了;法律的具體個別內容,基本上是由受過法學訓練以及受過其他專業知識訓練的人員,依應遵守的個別原理原則,共同來起草擬定。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以政治意識形態方式提出政治主張,立法者必須面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成計劃,並且加以折衝。由此產生一困難且複雜的、需進一步說明的難題。在此先把法律與政治之間的繃緊關係,以法律為中心位置加以述明,以後再探討政治與司法之間的關係。[02]   政治與法律之關係中,繃緊關係的要素是基本存在的。如果政治權力做為恣意立法的集團權力,導致操縱法律的有害結果時,在社會實際生活中它可能提昇公然的衝突,而且不只在偶發的日常生活事件中,同時也會在「法律」以及「與法律對立的 (108 - - 109) 政治權力」間的競立中。例如以特定政治見解為「合法」,其他不同的見解為「非法」的法律規定,就是屬於此種國家悲劇的情形。此種危險,只能由一些經深思熟慮的、實際有效的國家制度,來保護法律免受政治勢力侵害,例如制衡、教育、司法獨立等。   政治受法律拘束做為主導原則,具有雙重意義:1)現代法治國中,政治只能在法律範圍內發展。政治行為侵犯、扭曲法律且藉此侵犯司法職權,應屬濫用政治權力,且在法治國內是違憲的。法律做為當為規範,基於它的普遍拘束力,也適用於政治領域內的行為。最高政治機關本身並非不受法律拘束。政治行為必須如同所有其他行為一樣,依法律標準來判斷是合法或違法;而不能以某一特定政治見解、行為為唯一絕對的標準,來判定其他不同的行為是否合法。另外,法律規定的制裁也是不能因政治行為而被剝取。2)借助法律貫徹新的或變更的政治目標、政策,應該依據實證法程序規定的標準來做。例如三民主義是理想性崇高的一種政治學說,對國家的建設也有重要的影響,但並不因此就能成為憲法上唯一最高的思想規定。對此,應以修憲的途徑刪除憲法上「三民主義」文字規定。   在社會共同生活中,力量的形態有多種:權力、制裁力、武力等等。以社會學的觀點,力量與 (109 - - 110) 法律並非對立,而是相互有關聯的社會事實。法律是用以服務社會的工具,防止在所有生活領域內權力無節制的、毀滅性的行使以及永遠的權力鬥爭。為能達此任務,法律需有足夠的力量。國家為能貫徹法律,必須有足夠的制裁力。[03] 貳、法律做為(不法的)政治工具   法律做為(不法的)政治工具,在本文是指個人或一部分人利用法律(制定法)為工具,以獲取該個人或一部分人不法的(政治、社會或經濟)權力或利益;最嚴重情形甚至用以建立與維持獨裁或極權統治,破壞憲法上自由、民主、法治原則,侵害國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法律成為(不法的)政治工具有二種可能性:其一是由立法者直接制定「不法之法」,其二是司法者利用制定法本身之缺陷, 配合或迎合政治勢力從事枉法裁判。   一項法律由有權制定的機關,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公布,就具備形式合法性。但是,如果該法律的內容侵害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與自由,或不公正的設定義務,或違反人類之所以建立社會過群居生活的目的時,就不具有實質合法性,換言之,不具有正當性。例如納粹時代,曾經由立法機關依照法定 (110 - - 111) 程序,制定公布法律,可以消滅「無生存價值的生命」, Hitler 就藉法律迫害猶太人與政治反對者。   當法律被獨裁者或極權政權利用為不法之工具時,法官即使不是政治法官,在採極端法律實證論的情形下,他自然而然也成為獨裁者或極權政權的工具,自稱一切依法審判,事實上卻是依不法之法來審判,鞏固獨裁與極權的不法狀態。在不法之法的情形,法律安定性轉變成為不法安定性。在此舉出二種不同類型的法規,以自由、民主、法治國家的標準提出檢討。   一、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法   在現代法治國家內,主權在民與平等原則也呈現在各種基本自由之中,並且進一步以立法擔保對掌權者公開批評的言論與集會自由。   由憲法的角度觀察,所有政治見解、理想,即使彼此之間差異很大,在法律上仍然受平等待遇。憲法第 7 條規定,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此,不因執政者是何人或何黨之故,他個人或團體的政治主張就具有「正統」地位,或者就成為「國策」。其他的政治主張也不因此而歸屬為「偏激」、「歪邪」、「違反國策」之類;更不能因此而被列入「非法」、「違法」之屬,以立法、司法或行政的手段加以禁止、限制或處罰。若以公權力如此做,則該公權力的行 (111 - - 112) 使是違憲、違法。例如國家安全法第 2 條、集會遊行法第四條以及人民團體法第 2 條有關人民集會、結社之組織與活動,預先對特定的政治見解、主張加以限制,禁止與執政者不合的政治主張,以違憲的立法內容要求國民不得違憲。   二、選罷法   一個社會秩序是否公平(例如選舉競爭的公平性), 應由三方面綜合判斷: 1.司法公正 2. 法律內容公平 3. 法律內容規定是否配合社會現有狀況(例如個人或團體掌握支配社會資源、大眾傳播媒體等情形),足以實現公平正義 -- 機會平等。   選舉應是選賢與能,欲達此目標的先決要件之一,乃選民能充分瞭解以及評斷候選人。在選賢與能的前提下,選罷法若要規定有關候選人競選的各種活動,應是積極保障活動。然而選罷法卻與此相反,設定競選活動期間及其他各種限制,使候選人的活動空間縮小,選民認識候選人的機會也因而降低。此類規定與選舉的目的背道而駛。   另外,設定競選活動期間及其他各種限制,即使純在該法本身範圍內觀察,具有公平性;但若配合社會現有狀況觀察,則不一定具有實質公平。例如所有候選人不分黨派、性別、地區、宗教等,一 (112 - - 113) 律禁止或限制種種活動,在此情形下操縱控制大眾傳播的人或政黨所支持的候選人才有機會被選民認識,取得有利地位此類情形,稱之為法律上的假象平等。以和平的、公然的行為方式,違反選罷法來突破不公平狀況的人,很可能被司法機關起訴、審判;在此,則涉及「人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ziviler Ungehorsam) 的問題。本文不計劃對「人民不服從」的問題在此做進一步的探討,而只是要指出,法官的依法審判,在此種狀況下極可能身不由己的成為政治工具。 參、司法與政治的關係   在不同的政治、法律秩序中,法官可能經常處於一尷尬情況之下:法官一方面受讚揚,當他完全摒棄自已個人的道德觀念與良知而只服從制定法,因為唯有制定法擔保秩序與法律和平。另一方面,法官也正因服從制定法之故而被輕視,而且社會上許多人期望他有人格、良知反抗(不正的)制定法,因為唯有正當法能對抗赤裸裸的權力而獲得勝利。法官在此一難題情形中要決定服從或不服從制定法,而面對他的正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枉法裁判罪,因為依純法律實證論的見解,違反 (113 - - 114) 制定法裁判的法官曲斷法律,即使該制定法係一不正之法、不法之法。反之,另一見解解釋枉法裁判罪的構成要件則不一樣,認為在個案中不正的裁判即屬於枉法裁判,即使法官依制定法下裁判,而且此制定法並非不法之法亦同。法官職業的理想非常崇高,係法治國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支柱,正因如此,不同的期望與見解就對法官加上不同的責任。[04]   Hitler 在 1932 年曾說:「司法的目的在於維持人類的共同生活。因此它受有關的社會組織性質與範圍所影響。它只是用以達到目的的工具,而且受此目的所決定。納粹國家司法的任務在於保護我們國民的共同生活,免受某些事象分化且因而侵害甚至威脅此共同體。我們國民的共同生活以納粹理念為指引」。所有法律的解釋基礎是「納粹的世界觀,特別是在黨政策與領袖言談中所找到的世界觀。」[05] 例如納粹時代人民法院院長 Freisler,依其「政治士兵」自述,他向領袖保證,人民法院永遠致力依領袖意思下判決,就如同領袖親自審判一樣。基於種族狂熱主義與憎限猶太人,他違背明確單義法條下判決,並認為該判決是公正的,依枉法裁判的客觀理論與違反義務理論,他在客觀上曲斷法律。[06] (114 - - 115)   操縱刑事司法是獨裁政治與極權國家的特色。在獨裁或極權國家中,許多裁判只能稱之為司法犯罪。刑事法庭成為恐怖政治的工具,用來對付政治反對者、異議分子或單純用來嚇阻一般犯罪。獨裁或極權政府扭曲法律秩序,司法謀殺就是把匕首藏在司法的外衣之後。例如法官只認為自己所相信的政治主張是真理、絕對正確的,其他政治上不同的見解是「非法的」、「依法禁止表達的」,因而把政治意見不同的人,當他們用語言或文字表達其想法時,作為犯罪起訴,加以審判定罪。此種政治法官屬於一元論政治狂熱者,設定一種自己(獨)具有的政治觀,把它當做普遍真理,欲強迫加在他人心靈上,並以武(暴)力或其他強制力征服或摧毀一切與此不同的政治觀。[07] 在極端法律實證論的觀點下,他是「依法」審判,然而在自由法治國家之下,這是明顯違法、違憲。   我國刑法第 100 條的適用,沿生出誅心刑法與政治法官的問題 [08],例如使用語言或文字表達有關國家前途的政治見解,在我國現行法之下是否會構成內亂罪?依據刑法第 100 條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成立內亂罪。依此條規定,除上述特定意圖以外,行為人在客觀方面還須著手 (115 - - 116) 實行,才會實現內亂罪的構成要件。內亂罪的條文規定欠缺明確的「構成要件行為」規定,以現代法治國家的標準來看,這種立法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中的罪刑明確性要求。   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則會發現,在司法方面,也正因為內亂罪的規定只有指出著手實行,而沒有明確的「構成要件行為」規定,因此很容易使一部分沒有受過嚴謹法學訓練的法官做出不當的擴張解釋。例如所謂的「言論叛亂」,只因單純發表政治思想言論,就被以內亂罪起訴審判並定罪。造成此種錯誤的擴張解釋,主要是由於法官忽略了主權在民的憲政原則以及憲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未依憲法做合憲解釋。   此外,刑法內亂罪只規定關於內心上的主觀構成要件,而欠缺關於外在行為的客觀構成要件,以至於此種規定有「誅心」之虞。換句話說,法官只要認定被告內心上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或顛覆政府,被告很可能就因此被判定犯罪成立。如此,則使替獨裁者或專制政府服務的政治法官造成一個濫用國家刑罰權的機會,而且對外可以宣稱「依法審判」、「一切依法處理」。由此也可知道,違反罪刑明確性的法律條文替法官開啟一道擅斷之門,因而也使刑法有可能成為政治 (116 - - 117) 工具;防止法官擅斷、避免刑法淪為政治工具,這正是法治國家之所以需要揭示罪刑法定原則的原因之一。   獨裁與極權國家的刑事司法,並非無歷史先決要件而純藉司法技術創設出來的。它不是由外移植進來的。例如專制思想、刑法的政治工具性、行政權的影響力等,這些均可由歷代制度與施政看到,有歷史上的連續性。至今,行政權經常能藉特定目的的司法官人事政策、指揮檢察官或特定的赦免間接影響法律運作與功能。另外,許多法律人與司法人員對威權國家無反思的、極端實證的態度,也是一項極重要的因素。   另外,控制法院的審理與公開性,例如審判事務分配、利用法庭空間的局限性為特定目的限制旁聽,或派一群人預先占滿法庭,使他人無旁聽機會,即為政治刑事司法。另一方面,由中央操縱新聞報導,使人民看不到或頂多看到片面的事實。審判的特定模式觀念,尤其情治單位對刑事司法有支配性的影響力顯示出,獨裁與極權國家刑事司法的現象是由國家的歷史條件成長、「改進」出來。 [09] (117 - - 118) 肆、「依法審判」的意義   在自由民主法治國家觀念之下,最主要的是要求國家行使公權力必須具備合法性。司法方面,依法審判,是指審判的人必須具有法官資格,禁止例外法庭,進行訴訟要符合法定程序,裁判要有法律與法理上的根據。若「依法審判」的「法」僅指制定法時,則當法律(制定法)內容不公正、違反正義,或因而成為政治權力工具時,法官「依法審判」反而使他自己成為創造與執行不義的「共犯」之一,也使他成為政治工具。   極端的法律實證論在法律上造成一可能性,使處於不法制度下的法官由於「法律就是法律」而成為獨裁者及其不法制度的僕役,並且負有義務適用不法之法。如果我們要使法官成為實踐正義的人,在法律上就不能使他必須受「不法之法」所拘束。在一不法國家中,當法官認為一制定法為不法時,也不能以他的職位極可能被獨裁者或其幫手侵害為理由,而主張法官受制定法拘束也包括「不法之法」在內,因為由法官的任務來看,適用「不法之法」正是違反他效勞正義的義務。[10]   如果我們承認制定法本身也會可能出現內容不 (118 - - 119) 法的情形,則不能否認法官的司法行為應該受正義、法律理念拘束。而且制定法本身也有合法性問題。立法者不能恣意制定法律。實證化只是具有宣示的,而不是唯一決定性的效力,這正是法律的本質。Arthur Kaufmann 指出, 對於顯然不正與不道德且因而無效的規範不得加以適用。依此種規範下判決的法官,由刑法第 124 條枉法裁判罪觀察,實現客觀的構成要件。如果一個法治國家強迫法官必須依照不法之法審判,則自身陷於自相矛盾。[11] 伍、政治法官的刑事責任──枉法裁判   在獨裁政權下,法官成為聽命順從獨裁者的左右手。恐怖司法之所以會出現,除了法官認同獨裁政權之外,尚有其他原因,例如大國沙文主義的政治狂熱、追求權勢利益等因素。通常在獨裁政權的軍事、政治或經濟崩潰後,司法才有較大的機會重新思考法律學說與司法革新。司法革新不只針對司法人員所做的一般性犯罪,也必須包括適當地處罰司法犯罪,例如政治法官所下的枉法裁判。   在追訴利用司法迫害政治異議者方面,枉法裁判罪構成要件扮演重要的角色。法官指揮與裁判法 (119 - - 120) 律事件時,應遵守某些特定的超實證法原則。基於刑法第 124條確保法治的任務,法官不遵守這些特定的超實證法原則也實現枉法裁判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對於違反自然法因而無效的制定法,法官若仍加以適用因而被處罰,這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因為處罰是建立在刑法第 124 條制定法的刑罰構成要件之上,而且此構成要件透過引用超實證法的基本原則,並沒有喪失構成要件的明確性。   決定性的問題是,是否有超實證的法律原則直接展現有實證法的法律效力,且是國家整體法律秩序的組成部分。換言之,是否有某些法律原則足以判定國家制定法為「制定法上之不法」,且使該制定法因而無拘束力。對此問題,在狹小的範圍內應予以肯定,例如蔑視人類為人且根本不追求正義的國家制定法係不法之法且無效力。[12]   認為制定「不法的法律」是立法者的事,他人(例如司法者)對此錯誤不需負責,以此種理由做為適用不法之法仍不受處罰的根據。此見解無充分的立足點,因為向立法者訴求固然是對的、有理由的,但此訴求在最危難情形,在不法國家體制之中是不被採納聽取的。尤其法官在憲法上受到事務與人身職位雙方面保護之下,不能把司「(正當)法」往立 (120 - - 121) 法者一推了事,因為法官依「法律」獨立審判,而不是依「不法之法」獨立審判。   相對於制定而言,法官是法律理念的守護人。如果法官司法時,只知形式事物,制定法有無規定,而不思考法律內容是否公正合理,則他只是制定法、形式事物的奴隸。[13] 法官無條件的服從制定法,就如過去歷史與經驗所顯示,這並不符合社會共同體的最高利益。為了防止法官成為不法制度下的奴隸,必須以以憲法第 80 條法官依法獨立審判與刑法第 124 條枉法裁判罪為支柱來對抗獨裁者與極權政府扭曲法律制度。   當法官知道國家法律為制定法上的不法,就不應適用,因為不法之法是無效的。因此,以不法之法為根據的裁判,客觀上是枉法的裁判,該裁判實質上並無法(律)根據。西德聯邦憲法法院以保守的態度採用此見解:制定法與超制定法不一致時, 法官明知制定法無效而仍用來做為審判的依據時, 才可以處罰該法官。[14]   到目前為止,前述制定法的特性只在理論上是明確的。對法律實證論批判的所有意見之中,仍難以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是否單純適用不法之法,在客觀上就是枉法裁判,此難題在法律哲學上幾乎是無解的。關於尋找另人滿意答案的困難性,我們 (121 - - 122) 只要想到南非的種族法律,獨裁或極權國家用以壓制政治反對人士所立的法律,二次戰後西德法院處理納粹政治法官的情形,以及台灣四十多年來的立法與未來如何處理政治法官的情形,就可以明瞭此問題的困難性。   至於明確以故意違憲解釋或以他法下枉法判決的政治法官,包括其共同正犯、教唆犯與幫助犯,應依枉法裁判罪(參見刑法第 124 條)在十年內(刑法第 80 條)追訴審判。另外一項根本的問題,就是注重「法學」教育,而不是只有「法條」教育;使學法律的人能夠學到法學解釋、辨認法律的方法去穫取裁判規範,並且確實認識自由民主法治國的涵義,不是只有知道形式法治國,而是能瞭解實質法治國,以避免立法、司法或行政時,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而毫不自知。 陸、結論──建議   政治力量對司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要避免或至少減低政治勢力藉違法或不當的方法扭曲司法,在本文論述範圍內提出幾項大體方向的建議。這些建議的具體化,當然仍需就各項分別進一步做專題研究計劃才有可能。(122 - - 123) 1.如果我們國家未來的方向是要往自由民主法治國邁進,避免不明確的法律規定成為法官濫用權力,迫害政治異議分子的工具,就必須面對內亂罪的立法與司法二方面著手改進:修正刑法第 100 條內亂罪的規定,使客觀構成要件明確;在司法方面,法官審判案件時應避免做違憲解釋。 2.應把罪刑法定原則規定於憲法上,以減少刑法被立法者利用作為政治迫害工具的可能性。 3.發揮權力制衡,建立司法審查制度。法官在適用制定法時,應審查該制定法是否具有形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法官個人,無論獨任法官或合議庭法官,均能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修定訴訟程序法規,以配合司法審查權之運作。[15] 4.廢除審閱、送閱制度, 以免行政權與司法首長藉此途徑干涉、扭曲司法。 [16] 5.訴訟過程錄音(或錄影)。實務上法官通常不是使用「不適用實體法」或「不正確適用法律」來枉法,而是「剝奪防禦的可能性」。為了促使開庭之整個過程公正,避免故意剝奪當事人之訴訟權,例如聲請調查證據,應修正訴訟法。在不妨害秘密(不公開)審理(法組§65 但,民訴§410,刑訴§600,非訟§18,少年事件§§34,73 )情形之下,原則上允許院方與當事人或其辯護律師錄音、錄 (124 - - 125) 影存證。若由司法機關錄音與錄影,則當事人及其辯護律師得要求取得拷貝,司法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時也藉此建立法院的公信力。 6.枉法裁判與濫權追訴處罰案件除檢察官應提起公訴外,被害之自然人可提出自訴、告訴。司法實務認為刑法第 124 條係為維護司法權之正當行使而設 [17],固然正確;但進一步說,個人非枉法裁判罪的被害人,不得提起自訴,則有商榷之餘地。枉法裁判罪與濫權追訴處罰罪所保護的法益係法治,其最終目的之一在使人民不受枉法裁判與濫權追訴處罰之侵害。被害之自然人或其他有自訴權、告訴權人得以法官、檢察官利用職權犯剝奪自由、傷害或殺人等罪提起自訴(刑訴§319 I )或提出告訴(刑訴§§232f.)。如果檢察權淪為政治工具或官官相護,不能或不願提起公訴,受害人也有另一平反、救濟的可能性。 註釋 [01] 參見 Manfred Rehbinder, Rechtssoziologie. 2. Aufl., Berlin, New York 1989, S.236f. [02] Heinrich Henkel,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2.Aufl., München 1977, S.137f. [03] Thomas Raiser, Rechtssoziologie. Ein Lehrbuch, Frankfurt a.M. 1987, S.281f. [04] 參見 Arthur Kaufmann, Rechtsphilosophie im Wandel. 2.Aufl., Köln 1984, S.131f. [05] Hinrich Rüping, Zur Praxis der Strafjustiz im "Dritten Reich", in: Ralf Dreier/Wolfgang Sellert (Hrsg.), Recht und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1989, S.180f. [06] Rüping, H., aaO. [05] , S.189; 有關納粹法官案例,參見 劉幸義 枉法裁判之理論與難題,台北 1989,第75頁。 [07] 參見 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9.Aufl., München 1988, S.438;中譯本 參見 西方的沒落,陳曉林 譯,8 版,台北 1985,第 235 頁。 [08] 詳見 劉幸義 民主國家的「言論叛亂罪」問題,載於:首都早報,1989 年 10 月 14 日,第六版。 [09] vgl. Rüping, H., aaO. [05] , S.192. [10] 參見 Franz Wieacker, Ausgewählte Schriften, Band 2, 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r Rechtsgewinnung. Frankfurt a.M. 1983, S.177ff,; Kaufmann, A., aaO. [04] , S.135ff. [11] Kaufmann, A., aaO. [04] , S.137; vgl. Wieacker, F., aaO. [10] , S.18. [12] 參見 Henkel, H.,aaO. [02] ,S.563 ff.; Rudolphi/Horn/Samson/Schreiber,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Band 2, Besonderer Teil, 3.Aufl., Frankfurt a.M.1983, §336, S.39; Hans Ryffel, Grundprobleme der Rechts- und Staatsphilosophie. Neuwied 1969, S.377; Karl Engisch, Auf der Suche nach der Gerechtigkeit. München 1971, S.76 ff. [13] 見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8 Aufl., Stuttgart 1973, S.178; Manfred Seebode, Das Verbrechen der Rechtsbeugung. Neuwied und Berlin 1969, S.47; Hans-Ludwig Schreiber, Probleme der Rechtsbeugung, in: GA 1972, S.202. [14] BGHSt.3,116; 參見 Gerald Grünwald, Bedeutung und Begründung des Satzes "nulla poena sine lege", in: ZStW 76 (1964), S.4f. [15] 例如增定刑訴§294/1:「犯罪所應適用之法律有違憲之疑,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者,應於該解釋公布前停止審判。」 民訴§181/1:「訴訟所應適用之法律有違憲之疑,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者,在該解釋公布前當然停止。」 [16] 參見 劉幸義 真的需要事前審閱制嗎? 載於: 中國論壇 28 卷 1 期 (1989),第 25-27頁。 [17] 例如53年11月30日議、54台上246判例、66台上1487判決、67台上1176判決。
相簿設定
標籤設定
相簿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