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幸義 Shing-I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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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學之國際研究趨勢與我國現狀之檢討

法理學之國際研究趨勢與我國現狀之檢討 --世界法學會議的感思 * 劉幸義 Shing-I LIU 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現為台北大學 法學系)教授 一、前言 二、會議之研討主題 三、學會性質及地位 四、發表論文與討論 五、我國現狀之檢討 六、學術國際化要件 * 法律暨社會哲學國際學會於一九九一年在德國哥丁根舉辦第十五屆世界會議, 作者除參加該會議發表論文外,並擔任分組討論之主持人,本文係獲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全額補助,所提出的會後報告。 一、前言 研究法學不能僅停留在制定法範圍之內,必須對法理學也有所涉獵。換句話說,研究法學必須拓展更廣大的思維領域,在抽象原理、原則與實證法二者之間做相對應的綜合、批判思考,以免墜入極端的法律實證論。一個國家若要舉辦大型的國際法律學術會議,必須該國法學發展、軟硬體均有相當程度才有可能。此種會議是學術邁向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也是主辦國的經濟、科技、學術等國力的綜合展現。除法學人材外,還需要發展同步翻譯、培養翻譯人材,這些都需長期計劃發展才有可能,絕非一蹴可及。 法律暨社會哲學國際學會第十五屆世界會議(The 15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於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至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德國哥丁根(Göttingen)舉行。個人今年獲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補助,參加此一盛大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本次參加者有五百多人,分別來自歐亞美非澳洲將近五十國家。中國大陸已加入成為正式會員國,今年第一次派人參加。大會使用英、德、法與西班牙語為會議用語。 二、會議之研討主題 本屆大會主題為「法律制度與實踐理性」(General Theme: Legal System and Practical Reason; Generalthema: Rechtssystem und praktische Vernunft)會議除上午的大會外,下午的討論會共分十四組進行,分別為: (一)實踐理性之理論 (二)實踐理性與立法 (三)實踐理性與適用法律 (四)實踐理性與正義理論 (五)實踐理性與社會革新 (六)實踐理性與法律論證理論 (七)實踐理性與法律科學 (八)實踐理性與現代生物技術學 (九)實踐理性與經濟倫理 (十)實踐理性與生態環境學 (十一)實踐理性與大眾傳播倫理 (十二)實踐理性與法律資訊學 (十三)法律與符號學 (十四)法律與人類學 三、學會性質及地位 法律暨社會哲學國際學會( IVR: 德文 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英文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法文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Philosophie Sociale )為一世界性學術組織。創立於一九○九年,目前有四十一個國家分會。學會成員以各大學的法學、社會學、哲學教授為主,匯集一流的專業人材。其學術期刊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ARSP)水準極高。 本會議為一極重要之世界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的集會。自一九七七年起確定每二年舉辦一次世界性的學術會議;最近十多年來舉辦地點為:一九七五美國、一九七七澳洲、一九七九瑞士、一九八一墨西哥、一九八三芬蘭、一九八五希臘、一九八七日本、一九八九英國、一九九一德國。第十六屆世界會議(一九九三年)已決定在冰島的 Reykjavik 舉行。 世界性會議(有別於各會員國在自己本國舉辦的國內會議。學術較先進的國家,例如德國、英國,在時間上與世界性會議相交叉,每二年舉辦一次國內性的會議)舉辦時間地點均在四到六年前即預定好,會議舉辦的二年前則完全確定時間與地點,如此主辦者有充分時間可以準備,較為周全。個人在國內也曾看到六個月內籌備舉辦「國際」會議的壯舉(實際上只有邀請外國同一學校的數位教授參加),令人相當難以置信,但卻又是不爭的事實。 四、發表論文與討論 各國分會的會員與個人會員均可自由參加世界會議。發表論文的人最遲在開會四個月前,就必須把論文摘要送達大會籌備處;開會三個月前,就必須把完整的論文送達。有關論文分類方面,籌備處先就論文摘要、預定組別做安排。收件後再依論文具體內容、人數,調整其組別。 本次會議,個人所發表的論文題目為「論不法的安定性」(Die Problematik der Unrechtssicherheit )。承大會籌備處之委託,並擔任八月二十日下午第四組「實踐理性與正義理論」討論會的主席。當天該組的主題為:「法律的正當性基礎」(General Theme: The Legitimacy of Law; Rahmenthema: Ethische Legitimation des Rechts )。 開會數週前,主持人就收到該組全體報告人的書面論文資料。主持人須對該討論會內容有所準備,如此才可能掌握討論內容與方向。開會時萬一有人發言離題,就應把他拉回主題;同一論題應集中發言討論,以發揮效率,達集思廣益目的;在無人發言之空檔中,主持人就應提出可討論的問題點,或對於論文內容做一些補充性的說明,引發討論。在台灣曾有主持人說, 當主持人最輕鬆,只要按舉手順序點名發言就可。這似乎誤解主持人的職責與功能。 五、我國現狀之檢討 研究法學不能僅停留在制定法範圍之內,必須對法理學也有所涉獵。換句話說,研究法學必須拓展更廣大的思維領域,在抽象原理、原則與實證法二者之間做相對應的綜合、批判思考,以免墜入極端的法律實證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大學法律系與研究所所要培養的是法學人才,而非只是法律技術人員。 今年中國大陸首度派員參加,發表二篇論文,題目分別為:The Right Principles of Chinese Socialist Legislation 以及 The Legal Modernizationin China。另外,依中國大陸 China Law Society 提供給法律暨社會哲學國際學會的資料顯示,自一九八七年以來法學理論、法律哲學的著作有二十五本。就人口比例與出書數量而言,並不算多;但就一個現代法學理論剛起步的地方而言,卻是一項相當大的進步,拋開共產與社會主義的教條不言,可預期其法律學術的進展。 經濟與政治現狀,台灣比中國大陸好,發展法律學術研究的現有條件因而也更佳。但不可忽略的是,若與歐美法律學術較先進的國家相比,卻又落後太多。國內一些妨礙法學發展的因素,若不及時著手消除或改進,不但無法急追先進國家,更可能在一、二十年後,被中國大陸所超越。 在此就國內大學法理學(法律哲學)之現況與展望,針對妨礙發展的因素做一簡論。首先,學術發達的要件之一,就是對專業知識的尊重。就個人經驗而言,曾經於一九八九年計劃在研究所開設「法理學(法學理論)專題研究」課程事項,與行政主管連繫,經商談後,行政主管分別以下列四項理由拒絕: (一)不清楚該課程內容。 (二)該課程與法律哲學內容「重疊」。 (三)法律哲學課程要讓外校兼任教師擔任。 (四)開學後若有博士班學生要修,再開「法理學(法學理論)專題研究」課程。 如此的結果,使教師不可能與學生做專業討論,學生也喪失一項學習的機會,最後的損失是無形的--影響法理學、法學理論的學術發展。 再者,教師的敬業精神也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例如法理學課程,就有授課教師要求學生自行尋找報告題目,並告訴學生有疑問自己去問各該領域的教師。自選民法題目,寫作時自己找民法教師指導,自選刑法題目就找刑法教師。而且學生七、八人共同做一題目,選課學生人數爆滿,原因除了上課輕鬆之外,而且一定能夠及格畢業。如此,會造成誤導學生對法理學、法學理論的意義與認識,要期待提昇法學水準,如緣木求魚。 在授課方面,應先具備專業領域的知識後,再開班授課。例如在國外學習偏重技術性的法規,對該領域的專業知識,毫無疑問是專家。但在欠缺認識法理學的情況下也開此課程,就不是很適當。 另一方面而言,法理學、法律哲學原本就是各個法律領域的共同基礎部分。做為一個大學的「法學」教授,而不是「法律、法條」教授,長期對法律原理原則下過功夫後,應該也都有能力開此課程。若不知法理,卻又擔任法學教授,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情。 另外,尚有一些怪異現象,例如關於犯罪學的會議,行政主管指派民法教師去參加;財經法規的修正卻找教刑法的人。如此使教師的專業糢糊,與學術專精化的發展背道而駛。關於專業論文審查方面,把民事訴訟法的論文送給研究刑法的人審查;提送保險法的審查人名單上,不把專攻該法的人列名上去。以上的種種怪現象主要涉及行政主管的素質,對法學專業學術發展的不良影響,不言可諭。 六、學術國際化要件 就整體而言,我國的法律學術發展並不是很優良,因而也影響到邁向法治國家的進度。當前的大學法律教育易於淪為只學習法條知識、應付各種資格考試,而忽略其法理基礎。就大學功能與培養法律人材而言,這並非正確之途。要改善此種現象,在大學教師方面應要求教師各有專業、適材授課,並且慎選行政主管。 在國際會議方面,一個國家若要舉辦此種大型的法律學術會議,必須該國法學發展、軟硬體均有相當程度才有可能。此種會議是學術邁向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也是主辦國的經濟、科技、學術等國力的綜合展現。 在硬體設施方面,會議地點須有一間至少能容納五百人左右的會議室,且該會議室要有同步翻譯多國語言的設備;另外再加上十五間左右的中、小型研討室配合。軟體方面,除法學人材外,還需要發展同步翻譯、培養翻譯人材,這些都需長期計劃發展才有可能,絕非一蹴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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